第2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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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忘讚賞不已的大同社會，禮記中所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是吾國知識分子永恆的嚮往。但實現那種社會的時代幾乎沒有，原始社會沒有記載，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社會後，我認為沒有一個朝代做得到。

“既有階級，彼此的利害便絕不相同。比如地主與僱農。一方總想多收租子，另一方卻總想著減租減息。當今社會的統治階級為世襲的貴族和官僚。所謂官僚。第一是官，第二是士。第三便是輔助官的人，如幕友，吏胥，差役，紳士，豪民等。這些人的利益與統治者基本相同。與被統治者則相反。當然，統治階層中，未嘗沒有關心民瘼的清官，如明代的海瑞，本朝之於成龍，張伯行，視被統治者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然而這種人，似不為官場主流所容。而且，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總是極少數。以生物學上的概念，好的和壞的，總是少數，常態卻是中庸。中庸之人，是不會以他人之利為己利，也不會以他人之害為己害，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第一位的。這就是一直強調的人的本性為自私。社會的組織，總是將利益與一部分人同，與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這就需要統治者的盡都督之責。但社會分工既細，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社會之等級或者階級，越來越複雜，督責之重便是個大問題了。督責本是統治階級的特權，亦是其責任。但辦任何事，官僚階級都免不了剝削小民而自利，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總是得罪人，倒不如少辦事或不辦事來的穩妥些。想通了這一節，便明瞭為什麼政治習俗總是取消極性了。”

這倒是有趣。許文夫津津有味地聽著。他自思算是龍謙所言統治階級的人，家裡有數百畝好田，還在工廠和商號中佔著股份。再思同僚，似乎都是一樣階級的人。

“歷史上，最高統治者對官僚隊伍或統治階級行放任政策，政權還能長久些，若是取激進政策，內部便先反了。所以，如宋代之王荊公類，總是少之又少。此等人，既不為官僚階級所喜，亦不為最高統治者所喜，日子很是艱難。明代馮夢龍有一部小說集，其中便有對王安石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說的這樣。

“因為政治上有此種但求無過的趨勢，這就造成了一種官僚的習氣，官僚階級採取的政治態度總是這樣，第一，不辦事，第二，但求免於督責，第三，督責所不及，便採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陣輕笑。許文夫幾乎要笑出來。龍謙總結的官場三態頗為傳神，他接手山東大學堂後所經歷正是如此。

“不辦事的方法，第一，推諉，就是乾脆不辦，或交給別人辦。第二，延宕，就是將事情拖下來，希冀其自行消滅。官場的辦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於此。但求免於督責，就是採取所謂說官話的手段，聽起來完全正確，實際上都是廢話空話，於事毫無所補。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階級與個體的本性，歷來如此，統治者作弊，被統治者一樣作弊

“各種政治，總是要先有了錢，才能舉辦。要想積極地整頓政治，理財之法是不能不講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賦稅乃是地丁，地即田稅，丁乃身稅，即力役。責民應役，其弊甚多，於是改為折納錢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錢再僱人辦事。而所謂折納錢者，也不是嚮應該服役的人徵收，而是設法將全縣丁額，攤牌於有田之家，此所謂攤丁入畝。名為丁稅，其實還是田稅。本朝各縣丁稅，實際是有丁額的，並不會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聖祖於康熙五十一年頒詔，‘令後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此。地丁兩稅便正式合二為一了官府運作是要依賴資金支援的，稅收為其正項來源。但外部局勢之劇烈變化，比如列強之侵略，整軍備戰，導致官府支出的急劇增加，而內部機構人員也會因時間之推移而呈現出增長之趨勢。西漢大約每九千人供養一名官員，到現代則不足千人了。而田稅之增加卻趕不上花錢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曉得畝產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稅之增加困難重重。但是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亦是不可阻擋之潮流。所以，為應對局勢之變化。就必須大力興辦工商，以增加稅源。鄙以為，文明社會之標誌，可用稅源來觀察，社會愈進步，田稅的比例愈低，直至徹底消除田稅。朝廷施行新政。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工商，大力興辦實業含義正在於此。”

“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有兩個，一是維持國內的秩序，二是抵禦外來的侵略。為達到此兩個目的，於是便有了兵刑。中國從前的情勢，在和平年代，是無所謂兵的。所謂兵，只是一種以兵的名義吃餉的群體，基本沒有戰鬥力。回顧歷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時代的軍隊。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