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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社”排的《穆桂英掛帥》也不能及時演出。
大量美貨傾銷中國市場,百貨業的職工們十分氣憤,他們互相串連,研究抵制美貨的方法,有人提議,應當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組織,共同抵制美貨。大家同意這個建議。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東路口的勸工大樓,“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委員會”召開正式成立大會。
這一天,永安公司的許多職工都趕去了。上午九點,會場裡坐滿了人,大家高唱:“趕不走那美軍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鄧初民先生登臺演講。這時,一批混在會場的特務大打出手,拿出鐵尺、榔頭奔向主席團,大批員工挺身而出,拉緊手,保護主席團人員撤退。在與特務的搏鬥中,永安公司一個青年店員梁仁達被特務活活的打死。
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二九”上海勸工大樓“愛用國貨慘案”。
梁仁達壯烈犧牲,使上海工商業廣大職工義憤填膺,慘案後援會迅速成立,規模更大的愛用國貨運動在全市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永安公司飯廳裡設立了烈士的靈堂,掛起白布,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弔唁。郭琳爽知道梁仁達新婚不久,妻子懷孕在身,他對參予烈士祭悼活動的工作人員說:
“要使每個上海人都知道梁仁達烈士是提倡用國貨被打死的,對他的妻子要照顧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對一切悼念祭奠活動,都要盡力搞好。”
很多員工親赴梁仁達家,向他年輕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兒子表示同情和關懷。
梁仁達之死,對永安公司職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們曾經嘗過英國佬的苦頭,在“租界”成為上海的孤島時,英國一腳踢開了永安公司,取消了註冊;當上海淪陷後,他們幾乎喪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權,很想依賴美國這個大靠山,得到美商註冊,可是過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鐵蹄的踐踏,過了八年亡國奴的生活;原以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貨充斥上海市場,逼得中國的工商企業紛紛倒閉。他們深深感到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沒有自己強盛的工商業,總是要吃虧的,難免要遭受別人的奴役,過著屈辱的日子。當然,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郭琳爽的國貨商場也難以開張營業。
內戰來臨之際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全面內戰。可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以翻身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把蔣介石的八百萬大軍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處於鳥獸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反動政府遭到了嚴重經濟危機,不得不宣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強迫收兌黃金、美鈔、銀元,限制物價,凍結工資。稍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這是國民黨反動派走投無路,狗急跳牆了。
物價越限,搶購風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營業六個小時,人如潮水般湧進大門,不問價錢多少,大量購買食品、日用百貨。營業額比平時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寫給香港總管理處的彙報中寫道:
“滬上搶購之風,日益如熾,所有日用百貨,各店都搶購一空,酒樓飯店人滿為患,但均無貨供應,多呈半停頓狀態,升斗小民,欲哭無淚。本公司早為一般人搶購之物件,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間貨已購空。因是存底日淺,難於補進,商人至此,誠難乎其難矣。”
不到三個月,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徹底失敗,電臺廣播了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書”,宣告對於挽救經濟危機已“無能為力”,只得“解凍物價,另籌良策”。廣播一結束,物價飛漲,市場動盪,人心惶惶。在這道“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後的三個月中,永安公司損失流動資金百分之八十,價值相當於四萬兩黃金。損失如此慘重,永安公司幾乎難以開門營業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戰役結束,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徹底被打垮,解放大軍就要橫渡長江。郭琳爽對國民黨早就不抱什麼希望,但對共產黨也是十分擔心。若是共產黨掌權,對我這個大資本家會是怎麼樣呢?
在此時刻,郭琳爽很希望能聽到二伯父、父親的教誨。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國的二伯父曾來信,只是說道:
“滬上近況均悉,餘寢食不安,竊以為自永安創業以來,目睹盛衰,不勝法嘆。際此時局動盪,變幻無常,影響至重至大,未來局面更不堪設想也。惟望賢侄等盡力維持,俾得安渡危機,則艱難創成之事業,庶可儲存。”
二伯父的來信只是安慰而已,並未指出良策。能與其商談大計者,只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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