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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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在歷史、規模、實力上都遠遠強過它。然而，那些沒把它瞧在眼裡的、幾度欲吞掉它的大商號，如“嬌濟”、“豐泰”、“恆昌”等，都迅速地，不到三五年的功夫，倒在了它的腳下。原因只有一條，那些貌似強大又分外驕橫的大商號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閉、保守，只習慣於傳統的經營方式，根本不懂經濟規律與國際貿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卻偏偏精於此道。從這一角度說，可謂“新生戰勝了腐朽”，古青記又怎能不獨領重慶豬鬃市場的風騷？再經這次“吞熊”事件，更使這隻幼‘唬”威風大振，名聲大噪，以至幾十年中所向披靡。

雖說時勢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勢利導地利用時勢，才能成其為英雄。

古人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固屬偏頗，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擬也”，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為重慶的出口商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時勢”：由於擔心長江水運一斷便會成為“甕中之鱉”，所有在重慶設號的洋商都紛紛撤離，這不但為當地商號解除了高壓與盤剝，也提高了產鬃戶與中國業戶的積極性。貧弱的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決定了被欺壓的命運，帝國主義者們在中國完全可以橫行無忌，有條約的固然不必說，沒條約的可隨時逼著中國政府簽訂新條約，只要對他們有利。一個傳教士都可以對一個縣長呼來喝去，何況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說，他們不但享著海關、地方稅等一切特權，還可以隨時從政府官員中獲得他們想獲得的方便，本來財大氣粗，更加有恃無恐。他們憑著財力與特權莫說認真經營，就是隨意買賣，所餘的特權利潤，也要高出民族資本辛苦經營的所得許多。在重慶自然也不例外，他們霸道地壟斷了市場，將內地商號置於夥計地位；把住出口權，對內地商號任意壓榨與宰割，他們兩頭吃“回扣”，各種山貨在國際市場上的行情，只能聽憑他的隨意報價，有時國際市場看漲，他們也不借假造電報，謊稱下跌，壓價收購，經濟命脈完全操縱在了他們的手裡，一旦這些外商撤走了，無疑地是給地方商號鬆了綁。因而，倘若再有洋商捲土重來，人們的擔心與煩厭可想而知。恰恰於洋商全部撤後沒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記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闖來了一個大有來頭的洋商。

這個洋商叫做H．B．納爾斯，是個代表著美國一家最大的製革商的美國人。這個美國人認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離了重慶，那麼重慶必是一個“空白”，對他來說也自是非常有利，於是，就冒著運輸風險來重慶收購羊皮。這自然對剛剛鬆綁不久的地方商號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壓力與利益威脅，可誰又敢得罪儼如官府太上皇有錢有勢的“洋老爺”？只有眼巴巴地看著，憂煎煎地愁著，唯獨只有二十一歲、剛接任的古青記少掌櫃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騎在國人頭上的洋商，對這個納爾斯更為反感，他覺得，倘若叫這個人頭一腳踏入重慶就取得成功，無疑地會在重慶立住腳，不但填補了洋商撤離的空白，也必引來後繼者，那樣一來，已鬆了的綁，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會越捆越緊。於是，他便決心與這位聲名煊赫的美國大企業的代理人較量一番，並且必欲取得勝利！

憑他的非凡的機智與靈活的嗅覺，很快地把握了這位洋代理商的特點：他自以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攜的資金又較為有限。古耕虞就針對這些特點，利用他單槍匹馬對重慶市場一摸黑的弱點，鼓動各山貨行乘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大量地、主動地將新羊皮售給納爾斯。納爾斯中計尚不自知，還以為他是幸運地踏入了這空白區，分外得心應手，因而喜氣洋洋，對羊皮幾乎是來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貨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趕緊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麼鼓動，對外商懷有敵意的加工商便以季節不宜、裝置待修、人手不齊等各種繁多的原因相推諉；不能加工就趕快打包吧，也因為種種“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趕上長江枯水期，也是乾瞪眼運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嬌嫩的，必須及時加工，否則，至多一個月，就會大量腐爛掉，莫說腐爛，就算是發了黴，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只有丟進糞坑漚糞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單槍匹馬四處碰壁，納爾斯唯有蜷著身、抱著頭望著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發愁的分兒了。而禍不單行，納爾斯用作購貨開來的信用證只能在重慶銀行抵六成，倘能及時地不斷地將貨運回，自是尚可陸續開來相當的數額。可他只顧興沖沖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頭，又遇上了這麼多重大得使他一籌莫展的難題，資金問題便被忽略了。結款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