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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周圍人眼中強烈的恨意讓我想到,不知有多少美國炸彈掉在無辜百姓的身上,就像我遇見的那個孩子的父親。 ”

安全抵達喀布林後,摩頓森把柏格曼安頓在城裡唯一還能運轉的洲際飯店。洲際飯店位於喀布林高處,從那裡看整座城市,一覽無遺。被炸壞的窗戶暫時用白色塑膠布蓋著,服務員每天會送熱水到

房間裡讓房客洗漱。

在哈什與阿布杜拉的陪伴下,一行人訪問了喀布林不堪重負的教育系統。他們還到阿富汗最好的醫學院“喀布林醫學院”去捐贈醫學書籍。馬薩諸塞州馬布林黑德的金姆·楚代爾,請摩頓森幫她把丈夫留下的醫學書籍帶到喀布林,因為她相信教育是解決暴力危機的關鍵。 “9·11”當天金姆的丈夫飛往加州,準備參加醫學會議,他搭乘的聯航 175號班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的南樓,在空中化為灰燼。

在沒有暖氣、沒有屋頂的教室裡,五百名學生正在認真上課。他們對贈書之舉充滿感激,因為必修的高階解剖課,全校只剩下十本教材,五百名未來的醫生(四百七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 )不得不輪流把書帶回家,影印甚至手抄必要的章節和插圖。

雖然學生們讀得這麼辛苦,但比起幾個月前,情況已經改善了很多。小兒科醫生納茲爾·阿布都說,塔利班統治喀布林的時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圖的書籍,一旦找到就公開燒燬。在上課時“道德監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後頭,確保教授不在黑板

上畫任何解剖圖示。

“連最基本的醫療器械都沒有。 ”阿布都醫生說,“我們成了只會讀教科書的醫生。我們沒錢買血壓計和聽診器。身為一名醫生,我這輩子連顯微鏡都沒用過。 ”

阿布杜拉用結痂的雙手駕著車子,繞過滿地的彈坑,前往喀布林西邊由八十個村莊組成的邁丹城鎮。摩頓森知道,大部分抵達阿富汗的外國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林,所以他更關心阿富汗的偏遠地區。但邁丹城夏哈布定中學的三百名學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們從計程車上卸下的鉛筆和筆記本。

夏哈布定的老師在生鏽的貨櫃廂裡給低年級男生上課。高年級有九名男生,他們的教室是一輛履帶被坦克炮轟掉,燒得焦黑的裝甲運輸車。摩頓森他們小心翼翼地從射擊口爬進去,學生為他們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禮物——瑞典救援人員送的排球。

“瑞典人有長長的金髮,樣子很像山羊 !”一個有著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對摩頓森說,蝨子在他的小平頭上來回跳著。

最讓摩頓森心痛的,是學校的女孩子們得在沒有任何遮蔽物的戶外上課。

“八十名女學生被迫待在戶外。她們很認真,但風不是把沙子吹到她們的眼睛裡,就是把黑板吹翻。 ”有了新的筆記本和鉛筆她們都很高興,緊緊抓住不讓風吹走。

摩頓森一行走回計程車時,四架載有地獄火導彈的美軍攻擊直升機從他們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過,她們的黑板被旋翼的勁風捲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們走到哪裡,都能看見美國軍機和直升機。”茱莉亞·柏格曼說。

第二天,摩頓森帶柏格曼去見杜爾哈尼高中的校長烏茲拉·費札德,準備把援建學校的建材物資運過去,正好看見學生們從木頭梯子爬進二樓的教室。在炮擊中倖存的二樓教室,樓梯全毀,學生只好用木頭做了個臨時樓梯。又見摩頓森,烏茲拉很高興,邀請他們到她家裡去喝茶。

烏茲拉的丈夫在對抗蘇聯的戰爭中犧牲了,她

就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過著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統治期間,她逃到北方的塔盧坎,在城市淪陷後偷偷給女孩子們上課。現在她回到了喀布林,公開倡導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戶的粗麻布窗簾拉上後,她把將自己從頭到腳包起來的“布卡”脫下來,掛在一件折得整整齊齊的羊毛毯上,這是她僅有的財產。然後她蹲在一個小酒精爐前煮茶。

“在我的國家,女人們會問,既然塔利班已經不在了,為什麼阿富汗的婦女還要穿‘布卡’ ?”柏格曼問。

“我是個保守的人。”烏茲拉說,“這種衣服適合我,穿著它比較有安全感。其實,我堅持要求女學生上市場時必須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藉口干擾她們讀書。 ”

“自由慣了的美國女人都想知道,當你們必須透過那塊小小的紗窗往外看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受壓迫了?”柏格曼繼續問。

摩頓森第一次看到了烏茲拉的微笑。令他驚訝的是,經歷了這麼多艱難困苦,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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