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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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疤痕》

獲獎演說

韓東的詩歌簡約而精粹。他的小說承傳了這一品質，並延伸了他的寫作理想。他透過對陳舊傳統的自我斷裂，對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成功地開闢了一個新的文學領域。他的小說意韻深長，讀之卻極為平淡；他的語言乾淨、節制，卻顯得過於單純。這些特點，經常使他優秀的文學氣質不經意地淹沒於時代的喧囂之中。二OO三年度出版的《紮根》也面臨著這樣的命運。在這部綿密而沉靜的作品中，歷史和記憶，現實和虛構，小事和大時代，輕與重，經由韓東不動聲色的敘述，呈現出了另一種異端的面貌，細心的讀者自能從中讀出一種內在的震撼，但沒有足夠耐心的人卻未必能真正理解。韓東的不同凡響之處也許正在於此：於細微處見真情，於輕鬆中見沉實，於冷靜中盡顯溫暖和堅韌。

感謝《南方都市報》，感謝《新京報》，感謝傳媒，感謝各位評委。

文學寫作的前提是自由，這自由不僅指思想自由、書寫自由，也應包括出版、傳播和批評獎勵的自由。傳媒作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在今天有目共睹，它參與到文學活動中來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有助於打破體制的傳統壟斷，形成良性的多元化格局。世間無善，作為社會生活組成部分的文學亦如此。在各種文學活動中絕對的善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相對平衡。傳媒就是這樣的一種平衡手段，參與文學評獎不僅新鮮，也顯得意義非凡。我尤其注意到“華語文學大獎”的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創造、追求自由、維護公正。無論在實施過程中存在怎樣的障礙、干擾，旗幟鮮明地提出口號就是一種進步、一種開明、一種與時代相稱的果敢。

至於我本人因小說《紮根》獲得年度小說家獎，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我因詩集《爸爸在天上看我》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詩歌單元的提名。我曾說過，我願意被多次提名而不是真正的獲獎，這與我寫作的性質很相稱。我的意思是我願意將自己的寫作置於一種“半明半暗”的處境下，這是多年的寫作生活教給我的一種自我保護。過分壓抑了，寫作會變得灰暗，喪失信心。而過於張揚則容易導致浮誇，以至淪為社會名流。我說過，中國作家“富”不起也“窮”不起，任何極端的狀況都會導致他們精力渙散，最終受損的是寫作本身。多年來我一直處於“窮困”之中，深感由此帶來的對寫作的傷害。同時我也目睹了很多“富人”，目睹他們如何地“富裕”起來了，情形同樣不容樂觀。拋開其他因素不論（社會的、體制的、風尚和才能的），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素質，其信念、專注、意志、心理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不想大而化之地談論當代漢語文學或者小說的意義、得失和大勢格局。我想強調的只是某種“專業”或“職業”精神，它必定是與具體的寫作者聯絡在一起的。無論如何，若有值得稱道的漢語文學，它的興衰成敗是和這樣的幾個人或一批人息息相關的。

多年來我一直處於“窮困”之中。這“窮困”既有氣氛上的壓抑、體制的排斥和人為的疏離、隔絕，也有並非比喻的生活上的貧困。這次獲獎對於我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都大有幫助。它給了我需要的榮譽，激勵了“士氣”。同時也有物質性的獎勵———兩萬元獎金。雖然數目不大，但對於一個以寫作為生缺乏市場不願屈從於各種勢力的人而言有著切實的生存價值。因此我的感激是尤甚的，也是真實的，不完全是禮節性的客套。

我不免想到那些與我的處境相似的寫作者。在此我呼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更多地向這些人敞開，關注他們的寫作與存在。自然，這個獎的目的並非是“扶貧濟困”，但也許它應該更有預見性、更果敢、更具特點和風格。這個獎新鮮如嬰兒，應與當代漢語文學的新鮮力量一同成長，甚至一同遭遇非議和詆譭。它的權威性應該落實於遮蔽的現在和隱約的未來之中，而不是輝煌的往昔。與其錦上添花，不如虛席以待———我這麼認為。

最後，我想談談《紮根》。我因這本小說獲獎，但並沒有愚蠢到認為獲獎是理所當然的，或者名至實歸。除了偶然性在起作用，還有評委們對我寫作的特殊信任。時下的小說風尚比較的恣意無忌，作家們充滿了表達的慾望以及雄心，在顯露才華和能量的同時其技術方式難免粗糙，語言遲鈍曖昧，敘述上不著邊際。這些都是盲目追求目標所付出的代價。我將《紮根》的獲獎看成是對當代漢語小說自覺意識的一種肯定，落實到個人，就是對某種“專業”或“職業”精神的一種認可。《紮根》首先是一部文學作品，是一本小說，它的思辨和文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