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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為陸軍元帥(他自封的全稱是: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傑出服務勳章和軍事十字勳章獲得者,地上萬獸與海中水族之主,非洲尤其是烏干達的大英帝國的偉大征服者,終身大總統閣下,陸軍元帥哈迪吉·艾迪·阿明博士)。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阿明已經倒臺了近10年,但許多潛在的投資者仍然以為他是總統。在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中有58個國家,投資者不會逐一對它們進行了解,而只會將它們統歸為〃非洲〃,隨後對它們置之不理。這與中國恰恰相反:每一家重要的跨國公司都知道應當與中國的發展齊頭並進。這甚至在統計學上就能顯示出來:一組研究者已經揭示,投資者對最底層的10億人國家的評估系統性地誇大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
第三點原因是,政策上的改進實際上往往並不穩固,許多剛開始的轉機轉眼間就會前功盡棄。改革在政治上往往是困難的,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所見,它並沒有從有條件的捐贈政策當中獲得多少幫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進行改革的政府,也往往會被迫反對一些援助國急切催促它們進行的改革,因為這些援助國總是想要畢功於一役。而政府並不想偶爾才拿到的錢,就胡亂進行一些改革,隨後便不了了之。所以真正的改革者往往不能將自己和冒牌的改革者區分開來。因為他們不能證明自己改革的誠心,投資者便將他們和冒牌貨們混為一談,說:〃不用聯絡我們,我們會聯絡你們的。〃隨後卻去了中國。
第二部分 第25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6)
根本上說,這是一個可信度的問題。由捐款促發的改革並不能為投資者所信任,而即便沒有捐款,這些改革也是有高風險的。一個真正要改革的政府應當做些什麼呢?經濟理論給了我們正確而標準的解答,但那並不怎麼吸引人。政府需要發出一個表達它們意圖的令人信服的訊號,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進行一番痛苦的改革,而冒牌改革者是不會去進行這樣的改革的。這樣做才會顯示出這個政府的真正決心。烏干達政府實際上就是這樣去做的。它將財產物歸原主,即那些被阿明驅逐出境的亞洲人。在總統選舉的準備階段中,烏干達政府也大刀闊斧地裁汰行政部門,上千人丟了工作。這樣的決定使國家的風險率驟然提升。儘管為改變投資者的認知,這種訊號戰略是必要的,可它還是顯得過於雷厲風行,難免要冒著製造一次政治反彈的風險。在第4部分,我將討論用何種方法能夠不這麼痛苦地獲取可信度。
私人資本的流出
資本流入的缺乏,只在半個層面上解釋了為什麼全球資本市場不為最底層的10億人開啟大門。另一半則在於他們自身的資本流出。這種資本流出多數是非法的,所以它是私下進行的。它被稱為資本外逃。為了查明資本是否在外逃出最底層的10億人,你需要掌握大量官方的資料。而這可是個浩大的工程,在我和凱茜·帕緹蘿、安珂·霍芙勒3個人通力合作之下,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完成。
假設你生活在一個最底層10億人的國家當中,你又想從國外賺錢,這樣你就必須持有外匯——美元。而這常常是非法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的外匯必須以官方兌換率賣給中央銀行,那麼你應當怎麼做呢?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花招,其中之一就是偽造出口檔案。比如某人在向美國出口價值1000美元的咖啡。那個人向海關的一些人行賄,這樣檔案上便說只有500美元。用這種方法出口,就只用將500美元交給中央銀行。他便能將另外500美元賣給你,而你就可以將它存到國外的銀行裡。為找到這類勾當的證據,我們可以在資料上尋找不符之處——咖啡出口商賄賂的是當地的海關官員,而不是美國的海關官員,所以在美國交易後的檔案上會準確地記錄下來,是價值1000美元的咖啡進口到了美國。透過將出口資料和進口資料進行比對,再利用其他的不符之處,就能夠理清每個國家每一年的資本外逃了。例如,用這種方法你能夠發現,1998年奈及利亞的軍政府統治結束後,奈及利亞人有大約1000億美元的資本在國外。當我將這一情況通報給奈及利亞在阿布賈的中央銀行年度會議時,它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
第二部分 第26節:錯過的順風船: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最底層10億人(7)
我們隨後對各國持有的私人財產的價值進行了逐年的估算。這聽起來或許很困難,但你可以用某種稱之為〃永序資金法〃的方法,依靠私人投資的資料將這種價值計算出來。最後,我們將外逃海外的私人財產與國內持有的私人財產放在一起,看看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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