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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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經周恩來力爭　毛澤東恢復總政委要職

就在毛澤東東征節節勝利的日子裡，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卻正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臨時中央的權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週報》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上發表。這是一篇社論，題目很長，也很“鮮明”，即《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此文寫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發表於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張聞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當時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著“左”的高調。人畢竟是人，不是神。張聞天走過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讚許的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論的原文，毫不躲躲閃閃，文過飾非。文末，編者還為此文加了一段說明：

這是張聞天三十年代“左”傾錯誤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一九四五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此文是繼續和發揮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觀點的檔案之一。張聞天本人整風中對此文也作過檢討。這篇文章的主要錯誤在於根據共產國際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系統地論述了當時中央“左”傾錯誤的綱領。《張聞天文集》，第一卷，第二百七十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張聞天寫的社論，這樣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

很明顯，中央區的同志在這裡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利用客觀上的順利環境去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他們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做符咒一樣的去唸，把消滅“土圍子”當做了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這種觀點，實際上同樣是對於反對統治的過分的估計所產生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於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句話，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

張聞天此文，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也點名批評了“中央職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觀點”。“仲篪”是誰？劉少奇也。

緊接著，五月二十日，透過發報機電鍵的嗒嗒聲，從上海傳來中共臨時中央一份長長的指示電。譯報員譯出電文時，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因為這份電報，點了毛澤東的名。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採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電報指出，“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是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禦路線”，是“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這份電報，最清楚地表明瞭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左”傾路線這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予以解決！正在“隨軍行動”的毛澤東，並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的這份電報。他仍忙於指揮作戰，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閩南的紅一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千里回師贛南。原因是得知廣東軍閥陳濟棠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意欲進犯贛南。紅一軍團回師之後，也就不再成為“東路軍”了。六月十七日，周恩來在汀州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作出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指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牽涉到一個敏感的問題：誰任總政委？因為原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為朱德，總政委為毛澤東。這次恢復建制，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照理，應當也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朱毛紅軍”名震中國，便是因為朱是總司令，毛是總政委。可是，中共臨時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