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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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擁戴者、親密無間的戰友。不過，當他受命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而進入中央蘇區時，他卻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正因為這樣，主持贛南會議，批判毛澤東，便是他。自從讀了張聞天在《紅旗週報》上發表的社論，看了中共臨時中央五月二十日密電，他更明白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正因為這樣，他一而再地阻攔毛澤東恢復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項英從一到中央蘇區開始，他的黨內職務便比毛澤東高。他跟毛澤東在工作中幾度產生分歧。他也受過王明路線的排斥——因為他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項英此人，組織觀念頗強。他沒有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可是，當他從贛西南蕭道德等人那裡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十月來信”後，很快就表示服從王明路線的領導，受到任弼時的賞識。

在繳獲公秉藩部隊那個大功率無線電臺後，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接到中共臨時中央第一號電報，便是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選名單的指示：“政府執行委員名單，在任弼時處有。但須除去向忠發、周勉群、鄺繼勳，加徐錫根、陳紹禹、關嚮應、瞿秋白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這份電報，透露了任弼時地位的重要性。他前來中央蘇區時，身邊帶著未來的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名單。

當時的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為曾山。照第一號電報的意見，政府副主席為張國燾、曾山。但是，任弼時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中共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提議項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員，得到了上海的同意。這樣，項英主持了全蘇“一大”，當選主席團主席，當選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排名於張國燾之前。這麼一來，項英更加聽命於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了。至於顧作霖，作為“三人團”成員，當然倒向任弼時。作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當時思想也“左”傾，他在肅反中搞擴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傾思想。前後方“四對四”的矛盾，圍繞著毛澤東的復職，猛烈地爆發了！第一個回合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紅一方面軍原計劃攻打江西東部重鎮南城。毛澤東發覺那裡已有敵三個師十七個團兵力守衛，主張不動。周、毛、朱、王意見一致。周恩來致電後方。八月二十八日，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來電，認為前方不攻南城，是錯誤的決定，要求紅軍主力繞至宜黃一帶尋戰敵軍主力陳誠部隊。前方只得遵命，結果在向宜黃一帶移動時遭敵襲擊，一個多團失去聯絡。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後方首腦為毛澤東產生嚴重分歧　2

第二個回合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敵增援六個師，後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兩次致電後方：“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後方於九月二十五日覆電，仍堅持要前方“積極地出擊敵軍”！九月二十六日，周、毛、朱、王又致電後方，表示不能“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紅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無線電臺，本來是為指揮作戰提供快捷通訊，此時卻被前、後方首腦間無休止的爭論所困惑。前、後方的戰略意圖如此南轅北轍，在紅軍作戰史上也是空前罕見的。說穿了，無非是後方首腦以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臺，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麼？前方呢，首腦們面對敵軍，深知敵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論指揮打仗，毛澤東確有一套過人的才略。指揮三次反“圍剿”時，軍權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打得瀟灑，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請示，右彙報，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終於，在第三個回合，前、後方的爭執白熱化了。

那是九月二十六日，前方忍無可忍，決定置瞎指揮的後方首腦們於不顧，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釋出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個《訓令》是得到“軍事最高會議”及其主席周恩來同意發出的。《訓令》指出，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但是，目前“敵人堅守據點”。在這樣的形勢下，紅一方面軍應該抓緊時間，在向北地區做群眾工作，“爭取和赤化北面敵人這些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以求“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面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當無線電波把《訓令》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