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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少荃”),他風聞紅軍欲取遵義,早已攜眷逃之夭夭。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向來負責安排首長的住處。每到一地,他總是先把可供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視,然後按首長地位的高低,相應地分配房子。長征以來,宿營地最好的房子向來安排給李德,而毛澤東總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來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澤東的住房也不錯。在猴場,毛澤東住的房子最有氣派。這一回,鄧發領著毛澤東來到古寺巷,讓他睡那張黃銅大床。顯而易見,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澤東素來愛乾淨,一路長征,他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要警衛員借門板,他要睡在門板上。這一回破例,他沒有任何猶豫,就睡在那張富麗堂皇的黃銅大床上了。
毛澤東未進遵義,就已關照鄧發,在遵義他要跟張聞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鄧發遵命,把張、王都安排在易宅樓上如今易宅已闢為紀念館,張聞天的住室佈置在樓下。據該館工作人員告知,張當時是與毛、王一起住在樓上。他們講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理由,即毛、張、王三人倘有一人住樓下,則勢必是王,因為王腹傷未愈,進出要坐擔架,住樓下更方便。然而,史料表明,王住樓上,張亦住樓上。,而樓下則住著他們三人的隨行人員——秘書、警衛員、衛生員、炊事員。
長征開始之後,李德就發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稱他們“三人核心”,後來乾脆攻擊他們是“新的三人團”以至“地下三人團”。此時,毛澤東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風言風語,跟張、王同住一樓,以便於共商大事——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博古、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最重要、最著名的會議之一,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來最為重要的會議。關於遵義會議的由來,周恩來在一九四三年是這麼說的:過了湘江後,毛主席提出討論失敗問題,從老山界一直爭論到黎平(周恩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遵義會議的主題,也就是毛澤東最初提出的“討論失敗問題”。在陳雲的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的一份手稿中,說得也很明白:
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同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陳雲這份手稿寫於遵義會議結束後不久的時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張、王”,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相提並論。“毛、張、王”又是怎樣醞釀召開遵義會議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寫及長征時王稼祥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裡的情形:
當時稼祥同志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執,他憂慮地對主席說,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行了!後來,他乾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臺,毛主席聽了稼祥同志的話,十分贊同,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有些擔心,回說:“能行嗎?我們人少。”稼祥同志又說:“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主席高興地說:“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稼祥同志答應了。
長征的路上,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稼祥同志不顧自己的傷情,先找到了張聞天同志,向他談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稼祥同志說,到遵義城需要開一個會,總結一條黨的軍事路線。正巧,聞天同志也考慮了這個問題,他表示同意。當然,周恩來同志也同意了。接著,稼祥同志還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朱仲麗:《“關鍵一票”的由來》,《革命史資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權也如此說: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個促成了會議的召開,張聞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會議從醞釀準備到組織領導,李德就已經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權:《我的歷程》,第八十一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張、王”之中,王稼祥談及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的情形:
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志同志的決心。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張、王”中的張聞天,在憶及瑞金雲山古寺那次與毛澤東的長談後,說道: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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