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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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的手稿中沒有提及鄧小平，可能和沒有提及伍修權一樣，一個是會議的記錄，一個是會議的翻譯。

鄧小平出席遵義會議時的身份，最初定為“《紅星》報主編”。《紅星》報是紅軍軍事委員會機關報，由總政治部出版。鄧小平作為“鄧、毛、謝、古”之一在挨批判後，被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調去編《紅星》報。在中央蘇區，《紅星》報石印，每期印一萬七千多份。長征途中改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權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一文中寫及：鄧小平同志先以《紅星》報主編身份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正式參加會議。

對於鄧小平來說，這是他第二次擔任此職。他在一九二七年底，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長征途中，再次擔任此職——這時，他的前任是鄧穎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一九八四年，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美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寫“鄧小平”條目時，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間。鄧小平說這麼一來，他不是伍修權所說“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他是一九三四年底開始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五百三十八頁“鄧小平”條：“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年底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這一條目先是在《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發表，又在《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刊載。條目經鄧小平本人審定，是會議前已擔任此職。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分析，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在黎平會議或黎平會議後，在猴場會議之前。他的前任鄧穎超和繼任者劉英都證明他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

因為陳雲手稿中沒有提及鄧小平，所以關於鄧小平出席遵義會議及其當時職務的考證，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費一些筆墨。然而，經過考證，鄧小平終於可以列上遵義會議的第二十位出席者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義會議出席者的名單，其原因是出於這樣的推理：一、三軍團的軍團長及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以及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會議，那麼作為五軍團軍團長的董振堂勢必也出席會議。然而，陳雲手稿中只提到“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出席會議，沒有提到軍團長董振堂——倘若他出席會議的話，陳雲手稿中是絕不會遺漏的。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會議還有以下重要依據：

第一，周恩來的電報只發給“卓然、少奇”，沒有發給董振堂。

第二，遵義會議期間，中央軍委發給五軍團的多次電報，都指名給董振堂，表明他會議期間在前線。

第三，陳雲對此作出解釋，“遵義會議是黨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董振堂同志雖然是五軍團的軍團長，但在黨內沒有擔負負責的職務”《陳雲同志對〈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的批覆》，《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這樣，董振堂沒有出席遵義會議，得以確證。另外，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尚在烏江，未能出席會議。這樣，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名單，得以查清。在查證之中，陳雲的手稿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根據陳雲手稿便可確切地定下十八位出席者的名單——除了明確提及的十七位之外，手稿中有一句寫及李德在會上“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證明李德出席了會議。經過反反覆覆的考證，依據原始文獻，依據會議出席者們一次次的回憶，遵義會議終於走出歷史的“黑角”，我們可以用比較準確的線條勾勒這個被稱為中共歷史轉折點的會議的輪廓了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正報告·副報告·反報告

太陽的餘暉漸漸隱沒在玉屏山後，遵義的街頭變得冷清起來。寒風吹拂著徐徐而流的湘江。從新城的古寺巷深處，抬出一副擔架，上面躺著王稼祥。頎長的毛澤東和戴近視眼鏡的張聞天隨著擔架，在警衛們的護送下，走過店鋪簇擁的丁字口，走過湘江上的石橋，子尹路就在眼前了。柏公館樓上，跟周恩來的臥室只一牆之隔的客廳，已經生好炭火盆。客廳正中是一張長兩米、寬一米的長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幾把藤心木把椅子，還有好多隻木凳。另外，還特地放了一張抽腳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張可伸可縮擱腳用的竹凳），那是慮事甚細的周恩來囑人找來，為王稼祥預備的“專座”。

一盞帶白色荷葉邊燈罩的美孚煤油燈已經點亮，掛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黃暈的光芒。桌上放著菸灰缸和茶杯，沒有熱水瓶，只有一把銅壺正放在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