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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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未對公眾開誠佈公並不意味著他心中已有了擴大戰爭的計劃。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從一九六四年初開始就要求強化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但威廉·威斯特摩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南越領導人阮慶主張推遲。當麥喬治·邦迪和我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議林登·B·約翰遜改變政策時，我們也不能肯定應該擴大戰爭還是從越南撤退，但迪安·臘斯克反對任何改變。

從林登·B·約翰遜總統漫長的政治生涯來判斷，某些人或許會說，在競選未見分曉的情況下，他可能向公眾隱瞞了介入戰爭的決定，這也許是事實。但這與下述說法相去甚遠：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決定。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是另外一種情況。

巴里·戈德華特在競選中對我和總統大肆攻擊。他總是強調美國已做好了參戰的準備，不論是核戰爭還是常規戰爭，他再三聲稱我在竭力削弱美國的國防。三月二十日，他“公開指責”說，“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和國務院正在單方面裁減軍備。”八月十一日，他宣稱：“在目前的國防領導層完全忽視新式武器的情況下，我們的核能力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強了語氣，指責我　“蓄意使我們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競選自傳《我的立場》那年秋天在《華盛頓郵報》上做了選載，內中稱：　現任國防部長已成為一種所謂的國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設計者，這種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將使共和黨的盾牌變成千瘡百孔的瑞士乾酪，這種政策將使我們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採取走向核戰爭的毀滅性步驟我重申：這項政策的設計者是現任國防部長。簡而言之，現政府的國防政策是在單方面裁減軍備。

現在我講述事實。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對巴里·戈德華特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說，我軍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在以後五年中將有所增加，核彈頭的數量——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的前任湯姆·蓋茨制訂的計劃中提到過——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總的爆炸當量將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開宣告：“美國和蘇聯的全面核攻擊將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殺死一億美國人，蘇聯人的死亡數量會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會視此為‘勝利’。”我不斷強調，並公開宣告，我們的核政策有嚴重的侷限性和重大風險，這使巴里·戈德華特極為惱火。他在宣告中暗示，他認為常規戰爭和核戰爭沒有實質性區別。他甚至建議總統指示在越南的美軍將帥使用我們軍火庫中的任何武器。我對此殊難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於巴里·戈德華特經常大聲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慮的主張，林登·B·　約翰遜總統擔心其會產生預期的政治影響。因此，他要求迪安·臘斯克和我在亞特蘭大召開的民主黨大會上向綱領委員會發表宣告。就傳統而言，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不參與政黨政治。但令我遺憾的是迪安·臘斯克和我向總統作了讓步，在大會上發了言。

有時候，這位來自亞利桑那的參議員似在反對我而非總統。他指責我對福特汽車公司推銷愛澤爾牌汽車的決定負有責任，一九五九年這種汽車的全面失敗是美國商業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個案。他指責我在破壞我們的國防計劃。巴里·戈德華特知道我對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沒有任何責任，但他堅持強調我有責任，以致於福特汽車公司前執行副總裁歐內斯特·R·布里奇——巴里·戈德華特競選運動的主要捐款人——最後不得不寫信給這位參議員的競選總部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與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毫無關係。”然而，這位參議員繼續攻擊我，透過報刊傳遍了全世界。結果，當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受到批評時，記者們總是稱我為“愛澤爾牌汽車之父”。

在競選過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兩個目標：避免讓美國軍隊介入，同時保衛南越不受共產黨的控制。

二者兼顧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南越的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在西貢政府臨近覆亡之際，對該採取什麼措施，在華盛頓和西貢的領導層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我們一次接一次開會，一次接一次交換備忘錄。我們舉棋不定，因越南問題的複雜性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及混亂而感到灰心和沮喪。但是我們依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八月十三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我們在東南亞採取行動的幾種選擇。備忘錄反映了他、迪安·臘斯克、我以及國務院和國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見。這份備忘錄及其相關的問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