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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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議員，後備役的江藤大將也知道。外務省無疑也知道，其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日記中吐露道：“上海有信來，詳細報告了我陸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觸目驚心。天哪，這是皇軍嗎？”戰後，作為外交官，老練的中國通重光葵記述了當時他是如何“為了補償佔領南京時犯下的罪行，做出極大努力促進對中國善政的。”

因此說，近衛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強姦和搶掠，而經常聽彙報的裕仁卻不知道，這看起來不太可能。裕仁位於指揮系統的頂部，在最初階段，即使指揮系統有缺陷，也很難使他對高層或者中層的決策不知情。他密切關注著日本軍隊的每一個行動，瀏覽外電，每天閱讀報紙，並經常就他在報紙中發現的問題詢問近臣。作為批准奪取和佔領南京的最高司令，作為國家的精神領袖——賦予“懲戒”中國以合法性的人，無論是憲法上的責任還是最低限的道義上的責任，他都有關注軍紀的義務，哪怕是非公開的。然而他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對他的部隊在上海－南京戰區的行為，各國透過外交途徑發來的抗議越來越多，這也許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引起了最高指揮部和外務省的注意，更不要說一些議會的議員了。就日本陸軍在南京搶掠美國人的財產，褻瀆美國國旗，美國大使格魯曾經兩次正式向外務大臣廣田提出抗議。之後，廣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訪問了那裡，他也向廣田做了詳細的報告。儘管是推測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彙報了那裡的暴行。日高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納粹黨員的德國人約翰·拉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組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避難所，拉貝是安全區的組織者之一。第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人在中國的恐怖行動》（1938年）的作者、《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哈羅德·Ｊ·廷波利也是日高的個人朋友。另外，日高還與《紐約時報》特派員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進行過討論。日高甚至向外務省轉達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的抗議，包括拉貝和南京大學教授劉易斯·斯邁思所寫的抗議書。如果日高或者外務大臣廣田向裕仁彙報過陸軍的暴行的話，那麼事實上他應該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們假設裕仁沒有得到當局任何人就他計程車兵在師團、連隊、甚至是參謀的命令下，違反國際法而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的實際情況的正式報告。即使如此，他還有來自非指揮系統的關於陸軍軍紀敗壞的間接情報，比如國內外的報道，或者還可能從他的弟弟們那裡聽到傳聞，從而瞭解被佔領的南京發生的事情。因為他確實擁有這些間接情報，他應該下令秘密進行調查，但是沒有關於天皇下令調查南京事件的檔案性紀錄。相反，卻有裕仁對於皇軍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的事實記錄。從皇軍佔領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軍隊的行動。還有一件同樣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殺戮強姦的整個時期，裕仁沒有任何公開表達他的不快、憤怒或者是遺憾的舉動，而是積極地鼓勵他的將領們在促使中國人“反省”的國策下取得更大的勝利。

南京陷落的3個多星期前，即新大本營設立的11月20日，裕仁向中國地區的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發出詔書，讚許艦隊官兵與陸軍合作，控制了中國的沿海，並阻斷了其海上運輸線。同時他告誡說：“前途尚遠，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奮鬥，取得完全勝利。”

4天后，在參加第一次大本營的御前會議時，裕仁對中國中部方面軍司令松井大將的進攻並佔領中國首都這一重大決定予以事後認可。會議期間，陸軍參謀本部的下村第一作戰部長對部隊的作戰計劃作了說明，他說因為赴中國華中的運輸部隊及炮兵部隊距最前線尚遠，所以“方面軍的航空隊要與海軍的航空兵協力，轟炸南京及其戰略要地。”因此說裕仁對轟炸和用機關槍掃射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計劃是相當清楚的，他是在此基礎上批准了作戰計劃的。他（事後）認可了撤銷對陸軍在作戰範圍上所有的限制，陸軍和海軍在沒有東京事先授權的情況下對南京發動猛烈攻擊期間，他沒有任何表示制止他們的舉動。12月1日，在對南京的轟炸以及海上、陸地的攻擊開始幾天後，裕仁向松井大將釋出了正式的攻擊命令：“中支那方面軍司令要與海軍協同行動，奪下敵國首都南京。”（大陸命第8號）

當時，與其他大多數高階將領一樣，裕仁支援強有力的打擊將會使蔣介石跪地求饒並使戰爭結束的觀點，因此，他一直急切地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