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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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是對事不對人，把握分寸，適可而止。由於內心比較激動，他就想抽菸，於是他掏出普通的“紅塔山”煙，遞一支給葉正亭，葉正亭說：“我不會抽菸，你抽吧！”鄭天良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把煙放回了煙盒裡，他說：“我平時也很少抽菸。”葉正亭沒有再強求，所以他們在無煙的環境下說著沒有霧氣的話。臨來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華”給鄭天良，鄭天良卻要“紅塔山”，周玉英說給市委書記敬菸要拿最好的，鄭天良嗆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紅塔山！”

葉正亭隻字不提鄭天良與黃以恆的關係，也不提他目前的職務與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將他們的談話定位在工作的範圍內展開，偶爾向工作的邊緣靠一靠，這就顯得既有原則性又有人情味。葉正亭說：“合安的國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點，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會議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點，思想要再解放一點，你是合安工業區的創始人之一，我也聽說過你當初對工業區有過不同意見，後來到了一個什麼實驗區當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對我談談你對工業區的看法，談談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講真話，不要有什麼顧慮，現在很少能在公開場合聽到真實的聲音，這種壞風氣不剎一剎，河遠的經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鄭天良順手摸出了一支菸，但他還是放了下來。他不知道是否要將他與黃以恆的分歧全部說出來，還是部分說出來，是帶著情緒說出來，還是客觀地說出來。從葉正亭來河遠後的舉措以及前不久的國企深化改革會議精神看，葉正亭是希望鄭天良將話說透徹的，是想聽到真話的。但由於是初次見面，鄭天良還是決定客觀地部分地說一說他與黃以恆的分歧和對工業區的態度。因為，如果要是太過分或很情緒化，那麼任何領導都會覺得有朝一日你不稱心如意了，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極端和情緒化只能使你充當打手而不可能成為親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這是鄭天良從二十多年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於是鄭天良說：“當初黃市長剛當上合安縣長，想幹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勢和全縣經濟形勢不適宜於在那個時候，盲目追求規模與速度，不計後果地上工程，大張旗鼓地搞花架子與形式主義。五條商貿大道鋪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強壓各個鄉鎮買鋪面，雖然賣下去了，但還是花的政府的錢買的，等於是自己賣給了自己，現在還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裡，而且時間一長，當初的設計與建築質量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了。工業區一口氣上了七大企業，基本上就沒產生過效益，啤酒廠投資計劃是八千萬實際超過了一個億，設計規模是五萬噸，但從來就沒生產過三萬噸啤酒，造成了裝置大量閒置，比如機床廠還沒投產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線的十八公里農民新村建設，全都是靠貸款建的。現在全縣還揹著四億多銀行債務，加上拖欠工資一個多億，如果我們縣是一個企業，這個企業已經資不抵債，只差宣佈破產了。這就是歷史與現實的實際情況。我當初反對五八十工程並不是對黃市長本人有什麼意見，我們是省行政學院‘第三梯隊’培訓班的同學，又都是梁邦定書記選撥的年輕幹部，支援他的工作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但我發現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躍進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縣長辦公會上就極力抵制，唱了反調，但沒有人支援我的觀點，再加上那個時候省市都在支援合安，銀行貸款就像草紙一樣一車車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馬了。我當時是分管工業的副縣長，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馬壩鄉的發展思路，即根據合安的實際情況，應該走‘由小而大，由農而工’的循序漸進的道路，但沒有被採納。後來，黃市長就將我調到王橋集實驗區去當管委會主任了，由於選址不對，再加上投資跟不上，所以實驗區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縣裡後，我自然就成了敗軍之將。”

葉正亭一邊聽一邊點頭，他顯然已經聽懂了鄭天良的意思，但他沒有表態，他又問：“你覺得目前工業區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鄭天良說：“我完全同意葉書記在前不久國企深化改革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在市縣這一級，本來就沒有什麼大小企業之分，只有效益好壞之分，葉書記的重要講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綱領性檔案，我完全擁護。目前我縣最需要解決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產權制度，實行股份制改造。在葉書記講話精神指導下，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解決啤酒廠問題，現在生產一天就虧損一萬二千塊錢，目前靠這種地方保護主義政策強行推銷啤酒，老百姓怨聲載道，鄉鎮幹部有苦說不出，但正如您所說的，沒有一個人敢說真話，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