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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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一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主管文教衛生工作。他赴武漢出席毛澤東召集的會議，同機前往的還有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等幾個“筆桿子”。彭真、康生等人也先後抵達武漢。大家同住在武昌東湖賓館“百花”大院內。陸定一住的是“百花一號樓”，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我曾隨董必武在此住過一段時間。

這次會議的內容就是“文革”高潮中人所共知的，遭到口誅筆伐的所謂“二月提綱”。這是後來的事了。

到武漢時，正值初春季節。北京尚是春寒料峭、乍暖還寒的日子。然而地處長江中上游的武漢三鎮已是春光一片，原野裡灑滿了滋潤的綠色，散發出濃郁芬芳的泥土氣息。美麗的東湖賓館大院裡亦是鬱鬱蔥蔥。這樣的自然景象從直覺上給人帶來一種春回大地、勃勃生機、暖融融的舒適及歡樂祥和的感覺。

住在東湖賓館大院裡的首長們，每天到院子裡散步，沐浴在北京少有的和煦春光裡。當然，在表面上看來高層領導人之間氣氛融洽。其實，上層關係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可是，這個時候有誰能夠感覺到國家政治生活中正孕育著一場嚴重的危機呢？

以前，每逢“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我在天安門城樓內臨時設立的醫療保健室值班時見到過身材魁梧的彭真同志。這次有幸在武昌能見到年過花甲、氣宇昂然的彭真和身材勻稱、面貌清秀、待人親切的夫人張潔清同志，與他們的隨員一同到戶外散步。

“你是張大夫？是北京醫院的？”張潔清同志主動問我。

“是，我是北京醫院內科醫生。”我簡單地回答。這是我第一次同她講話。

“聽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南方什麼地方？”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都聰明、機靈。”她誇著“上海人”，我未敢吱聲。

彭真同志的醫療關係在北京醫院，他的保健醫護人員是我的同事，彼此都熟悉。她大概是從身邊工作人員那裡得知我的姓名，領導人見面彼此打招呼，邊散步邊說話，一切都很正常。不過，從未見到康生同彭真、陸定一等人一起散步。那時，我只知道康生是個“大筆桿子”、“黨的理論家”。他大概忙著寫文章沒有時間到戶外來活動吧？我自然不可能會有別的想法。

住在東湖賓館期間，偶爾在院子裡遇見康生；只見他嚴肅、冷峻、少言寡語，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態，同彭真和陸定一他們那種和藹可親、平等待人的態度相比，迥然不同。1972年初康生患病後，周恩來到釣魚臺8號樓去看望他，我常跟隨左右，有機會見到康生，但從未與他說過一句話。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康生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經常參加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及造反派組織。在許多場合，康生的講話顯得特別“左”，根本無法讓人理解。我清晰地記得他在多種場合說過：現在，無論哪一個地區、工廠、機關或部門，凡是那裡共產黨員多、勞動模範多、共青團員多，這些地方受劉少奇的“黑修養”（《論共產黨員修養》）毒害就深、保守勢力就大、運動的阻力就大，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自己不革命也不讓別人革命！你們要勇敢地衝破這些重重的阻力，造他們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康生用他那改變不了的濃重山東口音一個勁兒地煽風點火，鼓動造反派起來“革命”，唯恐天下不亂。我聽了他的講話，心裡感到彆扭，很不舒服，覺得他哪裡有點“革命老前輩”的味道？虧他還是個黨中央領導人呢，他是要把全國各地的黨組織都搞垮，真是難以置信。

在同一個會場上，周恩來的講話總是與“中央文革小組”那一夥人唱的不是一個調。他講話離不開“團結”兩個字。他從不輕易給哪一個組織或派別貼上“革命”還是”保守”的標籤。他常說：我們都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正確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要理論聯絡實際，都要學習對方的長處，不要互相攻擊、亂扣帽子、隨便說人家是“保皇派”，這樣不好嘛！不利於團結的話少說，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我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都願意進步、願意革命，你們要團結幹部和群眾的大多數，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團結！這些是周恩來在“文革”動亂期間，接見無數次造反派中常用的、典型的語言，聽了順耳、叫人舒服、令人信服，即使造反派心裡不服也沒轍。

不過，我在武漢時絕對沒有想到過“中央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