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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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使他早日提出辭職。

但黎元洪並沒有表示要辭職，而只是說此次個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職權，萬不得已，只得將政府遷往天津。黎在出走前叫秘書劉遠駒將七道命令交印鑄局發表，又將大總統印信大小十五顆，交其如夫人危氏，並令公府秘書瞿瀛，隨之攜行在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居住。等諸事辦理完畢後，黎元洪於6月13日下午1時許，在美國顧問福開森、辛博生等掩護下，偕同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秘書韓玉辰、熊少豪等十餘人，及衛隊四十餘名，乘專車離京赴津。

黎元洪離京後，院秘書長張廷諤馬上到國務院來，找總統印信沒有找到，便打長途電話請王承斌在天津阻攔火車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長途電話後，即率警務處長楊以德和軍警多人，乘車到楊村站，聲稱迎接黎元洪總統。車開到後，楊派軍警把守車門，王承斌到黎的坐席問黎，為什麼要攜帶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說，印信在北京，並未隨身攜帶。王即兩眼露出兇光說：“你應當說老實話。”黎忿怒地說：“我不把印信交給你們，你們把我怎樣？”王冷笑了一聲：“那麼總統還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賭氣不答。這時火車早已開動，仍在執行。等到火車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將火車頭摘去不準開行，並派軍警千餘人，嚴密包圍，禁止下車，催交印信。黎的兒子黎紹基前來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車。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車到電報局發電通告全國，本人已失卻自由，並往英、美兩國領事署請求援助。辛博森去後，黎一時氣忿不過，曾開手槍自殺，被福開森搶救沒有打中要害，僅負微傷。直到晚上十點，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實情說，印信交瞿瀛秘書，隨其妻在法國醫院，並未出京。黎元洪最後又被逼下車，打電話告瞿秘書及其夫人將印信交與國會。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將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證實後，又上車，拿出代擬的一分致國會、國務院和各省的三個檔案，分別要求黎宣佈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令國務院代行總統職權，宣告臨行時所發命令無效，逼黎簽字，聲言若不簽名，羈禁車內，永不放行。黎簽字後，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後，即發表通電，宣告被逼交印情形，並宣告被迫所簽名之檔案無效。至此時，黎元洪在直系的慫湧下再任總統，又在直係軍閥的脅迫下狼狽出京，時間正好是一年。曹錕為了搬走黎元洪這座自己請來的大山，甘費那麼多的周折，勞那麼多的神，而黎元洪為了當總統平白地受了這麼多的折磨與難堪。他們可真算得上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捱了。大山搬走了，曹錕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為了表示自己當總統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選舉大總統的把戲。直系擔心曹錕不能當選，所以一方面用錢賄賂議員，另一方面把原來的“先憲後選”程式改為“先選後憲”。賄賂方面規定，在京出席憲法會議的有出席費，出席常會的可以借支歲費，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滬的議員每月只有三百元。由於差額大，所以吸引大批議員絡繹進京。這樣做，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吳景濂在兩院談話會上提議常會出席費增加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實行。到九月二日，選舉總統的票價雖已規定每張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擔心付款後議員不投票，而議員則擔心投票後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認為必須足夠法定人數才能照辦。為了預測出席人數，吳景濂於九月八日召開選舉總統預備會，由於與議員們所要求的條件有距離，會沒開成。十日又開，人數仍不足，吳景濂即命秘書冒議員名簽到，並虛報出席人數，預備會得以開成。出席議員，會後給五百元出席費。十二日先開總統選舉會一次，因票價問題未解決。故出席人數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價問題經過二十多天的商討定下來後，於十月一日才開始填發五千元的支票，簽名有秋記（吳毓麟字秋舮）、孝記（王承斌字學伯）、蘭記（王艈芝字蘭亭）、潔記（邊守靖宇潔卿）四種，分由大有、勸業、麥加利等銀行付款。選票問題的關鍵一關總算邁過去了。

十月四日，吳景濂召開憲法會議以測驗出席議員是否足夠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當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會多次的制憲會議得以開成。吳景濂即以總統會的名義，發出通告，定於十月五日開大總統選舉會。五日上午，北京軍警機關出動大批人馬，在北自西單牌樓、南至宣外大街佈置了氣象森嚴的警戒線，並派保安隊來回穿梭巡邏。憲兵警察在象坊橋東西兩口夾道排隊，除議員及參觀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透過。北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