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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卻不肯聽我的話,還要擺上司的臭架子!”這時又有人從旁挑撥說,馮玉祥是一個慣於採取非常手段的人物,北京奉軍在數量上遠遠少於馮軍,應當提防一下。張作霖聽了這句話,不覺毛骨驚然,便匆匆逃出“虎口”,把在北京的奉軍調走,以免被馮軍“吃掉”。
段祺瑞知情後不禁啞然一笑,喃喃自語地說:“原來大帥也怕老虎啊”!但他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還是連忙派人到天津把張作霖追了回來。到那裡後發現,張作霖從北京撤軍確實不是出自真心,更不象他所說的那樣要撤兵到關外。他到了天津後,即召集奉軍將領舉行會議,在會上還大談守住天津各防區,並表示他自己與盧永祥乃是兄弟患難之交,一定要幫助他回到江浙出一口惡氣,並在會上決定讓出一部分奉軍給盧指揮,幫助他驅逐齊爕元從而取得江蘇的地盤。張作霖的這一決定表明了他仍不忘向東南發展自己的勢力。
段祺瑞的專使梁鴻志聽說後,便於12月7日匆匆從天津趕回北京向段報告。段聽後想起了一個月前由他主持召開的馮、張三方討論解決時局問題的會議,會上馮玉祥堅決反對張作霖向東南擴充套件勢力,並佔有這一富裕的地區的要求。現在如果允許張作霖這麼做,馮玉祥肯定會反對,他想辭職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阻止張作霖向南擴充套件。段祺瑞不愧為官場的老手,甚懂逢迎討好之術,經過深思熟悉後,他決定作出讓步,兩個人的願望都同時滿足,搞好勢力平衡。這樣,他既可以保住自己的名聲和地位,又給馮、張兩人平平靜靜地達到各自的目的,也好給他們一個臺階下,免得動起武來。
於是,十一月,段政府下令罷免齊爕元,裁撤江蘇督軍一職,派江蘇省長韓國鈞暫兼江蘇軍務督辦,並派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著李景林暫置直隸軍務督辦。很明顯,宣撫使是變相的巡間使,韓國鈞是一個過渡性督辦,盧永祥將以江蘇督辦而兼蘇皖巡閱使。這樣,張作霖透過幫助朋友的藉口,明正言順地取得了直隸地盤,並把勢力滲透到了江蘇。
對於張作霖本人,段祺瑞當然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準張作霖解除東三省巡間使的職務,派他、張作相、吳俊開分別擔任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軍務督辦,三省軍事仍歸鎮威上將軍張作霖本人指揮節制。各省巡閱使一律裁撤。這樣張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實上的東三省巡閱使。至於馮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專任西北邊防督辦,撤銷陸軍檢閱使一職,並派李鳴鐘為綏遠都統,來哲元代理第十一師師長。馮的另一大將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這樣一來,馮的西北邊防督辦就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了。1月7日,段為了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又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劃分得清楚了,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這樣,原來兩人想要而又不給的,經過這一“退”,就全都解決了。
但段祺瑞還擔心他們不服,又熱心地在兩人之間介紹、搓合讓他們結拜兄弟,以鞏固他們的團結。馮、張兩人感到要想保證自己相安無事,還得與對方搞好關係,於是也樂於成全段祺瑞的這個人情,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
至此,人們終於看清了,他們兩人演的原來還是“以退為進”的老戲。馮玉祥、張作霖看準了段祺瑞的弱點,知道此“戲”定能演達預期目的,再說“舊戲”輕車路熟,演起來得心應手,他人難以立即看出破綻,因此也就樂此不疲了
張大帥妙計屈對手
領兵打仗固然要靠武力,由此而獲勝也著實可賀。但這還不算是最善於作戰的,正象孫子所說的,只有“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上策。在直奉、直皖紛爭中,張作霖可算是深得其妙的。
當時的局面是龍爭虎鬥,各展神通,除了比武力之外,還比計謀。最為顯眼的是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了,三個人表面上都有一層好的關係,彼此之間也不公開地針鋒相對,但暗地卻相互窺測,或旁敲側擊,或聲東擊西,或指桑罵槐,無所不用。由此三人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些小糾葛,而最終都是張大帥佔了上風。
1922年,直奉兩系的明爭暗鬥日趨激烈,直系想憑藉自己的鼎盛勢力,推翻徐世昌為總統的政府,以便建立以自己的勢力為核心的權力中樞。因此直系對當時的梁士詒內閣恣意地加以指責和攻擊,尤其是以吳佩孚最為突出。他抓住梁內閣的鹽餘借款大造攻擊輿論,揭發電報連珠炮地發,報紙上發的“吳秀才”的文章也長篇累牘,叫罵不休。梁士詒是張作霖推薦組閣的。當時的北京政府由張作霖和曹錕操縱,張作霖還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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