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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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看了電報，既懼又氣，隨即派人到開封對趙倜大興問罪之師：“這算不算是賣友行為！我打電報徵求你的同意，聽不聽由你，幾時強迫過你來！”趙滿面羞慚地說；“我上了別人的當。我久想辭職，而老弟卻要挽留我。以後我在職一天，一切唯老弟的命令是從。”吳佩孚就寫信叫他迅速籌解軍餉三百萬，暗示這是一個將功折罪的條件。但趙的手下認為代吳籌餉，可能會引起軍隊的解體，尤其是在軍隊有欠餉沒有發的情況下。趙倜於是把心一橫，決定與山東田中王、安徽張文生建立三省同盟條約，準備兵來將擋，與吳對抗到底。

張作霖沒想到自己這一招不僅能挫了一下吳佩孚的銳氣，而且還能在吳的眼皮底下催長起一個肉釘子。他為此高興了好幾天，但不久後馮玉祥的事卻更使他覺得有趣。

那是1925年的事。自從1924年北京政變後，馮玉祥與張作霖兩人成了北京政府的幕後人物，兩人常常為一些利益而相互磕磕碰碰，而被他們抬出來作總執政的段祺瑞則早已失去昔日威風凜凜的條件而完全淪為了他們的傀儡。5月，張作霖為了實現自己的擴張計劃，認定必須首先佔領北京，於是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讓奉軍加派兩個師進駐北京。段害怕自己因此而成為一個十足的政治俘虜，對張的這一要求堅決反對。張作霖除了向段打一個電報說，奉軍開進北京已取得馮督辦的同意算作交待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奉軍源源不斷地開進關來。從五月二十一日起，奉軍在京奉、津浦各線扣車運兵，兵車絡繹於途，人心大起恐慌。對於奉軍入關，馮玉祥原先採取忍讓的態度，並撤出北京的部分防區讓予張作霖，但此時奉軍的進逼之勢，使他再也坐不住了。為了探明奉軍入關後的情況，他派參謀長劉驥到天津偵察奉軍的動態。

劉驥到了天津後，經過一番明察暗訪，基本上摸清了奉軍的佈防情況，並詳細地記錄了下來，然後把它投郵寄往張家口。馮玉祥的總部設在那裡。不料這封密信被奉軍的郵件檢查員查了出來，並轉交給了張作霖。張作霖看了這封詳細、準確地描述奉軍駐防的信，大吃一驚，心裡咒罵馮玉祥不是人，表面上不反對，卻暗中在謀劃對付他。該怎樣處理這事，張作霖苦想了一番，來硬的不行，這隻會給對方提供動武的藉口，並使自己處於眾矢之的位置上。於是他還是用老辦法，不作聲張，只在信尾上注了幾個字，仍然封好發出。馮玉祥收到後，不禁嚇了一跳。為了掩飾自己，馮玉祥連忙向張作霖作出解釋說，這完全是劉驥的個人行動，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並忍痛撤掉劉驥的參謀長職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但在張作霖看來，這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舉措，不打自招，真是欲掩而彌彰。但他覺得既然已達到了嚇對手縮回去的目的了，所以也就不再深究。這樣他與馮玉祥的關係又不至於被弄破，還能討個好人情呢！

機警狡詐反覆無常的沈鴻英

粵桂戰爭結束後，廣西形成了以陸榮廷、沈鴻英、李宗仁和黃紹站各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他們分別以南寧、桂林、玉林為中心合演了一部龍爭虎鬥的歷史劇。

陸榮廷與沈鴻英兩人有宿怨，為了能保證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吃掉對方，他們都向力量較小的李宗仁和黃紹竑伸出了聯合的手。由此拉開了三方爭鬥的帷幕。

面對沈鴻英的邀請，李宗仁斷然地加以拒絕。因沈鴻英在粵桂戰爭中倒桂投粵，對這種叛變的性格李宗仁很是反感。對於陸榮廷，李宗仁雖沒有什麼仇，但也不想跟他合作，以免日後被吞併。可眼下還不能跟他斷了，所以李宗仁對他則採取虛與委蛇的應付態度。但黃紹竑就不一樣了，他被沈鴻英說動，準備率所部向廣東進發，與李宗仁脫離合作關係。臨行前來與李宗仁告別，並向李宗仁徵求對他此行的看法。

李宗仁聽了黃紹竑介紹原委後，考慮到黃是一個不受羈縻的幹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發展，於是坦率地對黃紹竑說：“我很支援你向外發展的想法，但怎樣發展很值得考慮。沈鴻英目前在廣州極為囂張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法國和國際工人，四處樹敵，最後必敗無疑。如果你以區區五、六百支槍的小部隊去歸附他，一旦沈軍崩潰，你能保全下來嗎？況且沈鴻英為人機警狡詐，反覆無常，早為粵桂人士所不齒。依附他以求發展，有如探虎穴，凶多吉少，而與之同流合汙，則勢將終身洗刷不淨。”

聽了李宗仁的分析後，黃紹竑解釋說：“我只是假借他的名義東下以圖發展，井非真誠附冀於他。”李宗仁說：“你想向東發展，必須考慮到，自孫中山回廣州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