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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的話一傳出，上海市委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市委第三書記陳丕顯氣憤地給陳伯達打電話，嚴厲地質問：“一箇中央文革成員，究竟有沒有權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眾組織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還要不要國家法律？黨中央的指示還算數不算數？”
上海市委不少人在會議上也當面批評了張春橋的兩面派行為。張春橋臉不紅心不跳地辯解道：“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文化廣場回到我住處意識》，被公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代表作。在其，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了他。這樣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既然文革小組都同意了，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也只好勉強同意了。
但這件事情的“成功”，並沒有使張春橋得到滿足。他的最終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權。這一次行動既是他對自己的能力的檢驗，也是他奪權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組織原則辦事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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