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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如果此時推御責任,那麼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良心和品格,使他認識到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呵。但此刻要說是中央研究批准的,那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也擔待不起。張聞天考慮再三,決定給知道此案經過的康生寫信,用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說此事回憶結果是“經中央批准”,這樣回答是否可以,請他查查檔案。
可是張聞天萬萬想不到的是現在想要翻此舊案為己所用的正是康生。信當然沒有迴音。張聞天又寫了兩封信,也如泥沉大海。見紅衛兵催得急,張聞天決定獨自承擔責任,答覆紅衛兵說:“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我簽字批准的,當時我是中央負責人。並強調說:“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張聞天以為對付過去了,但沒想到1968年4、5月間的一天,兩個自稱是康生派來的身穿制服的軍人在經濟所審訊他時,嚴厲地訓斥他說:你在這個問題上“把水攪渾了”,當時是劉少奇揹著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麼承認是你批准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但張聞天嚴辭拒絕了他們說;“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說假話,陷害人。”
惱羞成怒的康生,過了幾天就把張聞天隔離監禁起來了。
康生見不得手又轉向安子文,以為這是個薄弱環節。他特地交待專案人員;“要善於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階下囚,這是兩張王牌,只要這個人患得患失、食生怕死,這兩張王牌,就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沒想到的是,這安子文也是塊硬骨頭,他沒好氣地對專案人員說:“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沒別人說過劉少奇是大叛徒,從未見到有哪一份材料說劉少奇是大叛徒。”
給果等待他的當然還是監禁。後來又審過幾次,安子文還是堅持原來的態度,並嚴肅地說:“以後你們不要問這個問題了,我立不了這個功。”
康生連碰釘子後又轉變策略,搞雙保險。他以劉少奇在瀋陽被捕過為由,要求另外再追查1927年“叛變”證據。為了找罪證,康生指使專案組把“六十一人集團案”的孟用潛,和1927年在劉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黨群抓來審訊,兩條線同時進行。專案組日夜圍攻,輪番轟炸,從精神和肉體上進行折磨,經過一段時間的車輪戰術,兩人頂不住了,寫下了違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後,兩人又寫了宣告,說那是假的,根本沒有真憑實據。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麼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夠了,想再收回去,談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劉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時,對王光美也不放過。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出國訪問,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竅生煙,她這第一夫人都沒有資格出國過,因此心裡早已埋下了對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對此瞭解得很清楚,於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從中來。
“定叛徒不行,她沒有進過監獄。”康生說。
江青說:“再想一想,反正得給她找個罪名。”
康生頭腦一轉,馬上就說:“定特務。她在國統區,進過國民黨的大學。完全可能是特務。”
江青醒悟似的說:“對、對,就定個特務,他們夫妻,一個是叛徒,一個是特務,真是太好了,他們是逃脫不了了”。
康生然後派人四處去找材料,但還是一無所獲。康生顯得很喪氣的樣子。
江青蠻橫地說:“沒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寫個報告給中央。王光美就是美特、日特、國特、反革命。”
於是,康生炮製的罪名出籠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組織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批鬥,把這些罪名掛他們的勃子上。不僅如此,劉少奇還遭拳打腳踢,以至臉青皮腫,腰被打得直不起來,只能扶著牆慢慢地行走。可是,對他來說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透過了康生一夥炮製的一份《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了把他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這個決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組織手續,事先沒人來說過一聲,也沒有看到有關文字,更沒有經過本人簽字。劉少奇只有以憤怒的沉默來面對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時誰又能讓他說,聽他說呢?
會前,康生為了能使大會順利地透過這個審查報告,也頗費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內行的人對這個“報告”是能夠看出其中的破綻的,為了預防有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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