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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證、四張個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難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聯絡電話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難的家屬採取觀望態度,要等到賠償著落時才提出申請,若是他們沒有參與這個組織,日後他們的申請將不會被處理。

他今日也安排兩名日治時期蒙難者家屬講述當年日本蝗軍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歲)追述,1943年日本蝗軍侵佔大馬,當時她與雙親同住新街場芭蕉園並開設一間咖啡店,她記得大批日軍以窩藏共產分子為藉口,逮捕極力否認與共產有關係的居民入獄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當年小時目睹日本蝗軍踐踏人命

她說父親周世文在牢房裡被慘無人道的日軍用水灌肚,把肚皮漲大後,再置板肚上踩擠水分從口嘔吐出來,這種酷刑重複多次,終於體力不支,昏死了過去。日軍還以為其父一命嗚呼,棄屍外頭,隨後甦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後被收押了一年有餘,不成人形。

她說,她的父親因為體內受到重創,無法工作,家庭重擔便落在母親的肩上,她的父親雖然活到70多歲辭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裡,受盡各種病痛的折騰,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軍暴行,使得我國千萬同胞受盡苦難,在情在理應討回一個公道。

(參見本節案例140)

28. 《24菜農走上不歸路》

林柳枝

一名來自吉隆坡冼都新鎮門牌022059的林柳枝(71歲)向記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軍在萬撓雙溪珠火車站附近的菜園屋殺害了24名農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陳華及兒子陳亞財。

林柳枝是於前日到瓜拉庇朥,聯絡蒙難家屬協會後,向記者談話。

他說,日治時期,他本身是住在萬撓雙溪珠,姑丈則住在義山路口的菜園屋區,以耕種為生,也兼養豬及家禽。

這菜園區總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為界,分為左右兩邊。

三車日軍到來

大約是1942年2月間某天,三車日本蝗軍共約十多名來到菜園屋,本來主要是要農民提供雞隻。

據說日本蝗軍在右邊一排農家範圍內的一處草叢中發現了一柄來福槍,農民並不知該槍的來歷,以後推想可能是英軍投降時遺留下來的,當時農民也不知蝗軍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這支槍的。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14)

蝗軍本來就是不講理的,當他們發現該槍之後,臉色都大變,懷疑農民與“抗日軍”有關。

林氏說,當時,蝗軍下令左右兩邊的農民(只召男性)集中起來,然後叫農民自行分隊,住在路左的站在左邊,住在路右的站在右邊一排,農民根本也不知道此舉的用意。

接著,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壯丁離隊回家,住在路右的農民(只有男性,婦女及小孩不在內)則不準離開,總共24名,這時他們心知有難了。

被羅厘載走

羅厘車來了,也由不得分辯,24人均被令登上羅厘車被載走。

這批農民莫名其妙地被載走,也不知載到什麼地方,結果是一去永不回頭。

林柳枝說,日本蝗軍此種殘酷手段,50多年來有冤無處訴,今天,日本必須對此案件負起責任,給予後裔合理的補償。

(參見本節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老鐵人謝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鐵人謝奕文

當年日本蝗軍侵略馬來西亞時期,所到之處不但經常濫殺手無寸鐵的良民,並且還強迫大批身強力壯的各族青年(其中以華裔青年佔多數)前往泰國建築泰緬鐵路,以利日本當局擴充套件他們的軍事行動,企圖實現更大的侵略野心美夢。

現今居住在森州馬口榕吉C公司的謝奕文(現年75歲),日前專程來到瓜拉庇朥,會見日本佔領時期蒙難家屬協會籌委會主席孫建成,同時也向新聞界痛述他當年被迫充當死亡鐵路勞工,以及在當年所面對的不幸遭遇。

謝氏的父親謝行甫,當年也是繼他之後被日軍召去建築死亡鐵路,結果在泰緬邊境一病不起,客死他鄉。此外,他的叔父謝順發被日軍捉了之後便告一去不回頭,肯定是被日軍殺害了。

謝奕文指出,日本佔領我國時期的1943年10月間,他與父親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雙溪拉瑪公司以割膠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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