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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冒險了,”耶西說。“我們還告訴他必須在水上降落。”於是,金的飛機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沖擊下彎曲了。

“我扔給金一個救生筏,”羅伯特·阿克布洛姆說道。“我拿著救生筏開啟艙門,向駕駛員喊道:‘接著!’”

金在落入水面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震盪,結果回來後的那晚只能在醫務室裡度過,但他活了下來,而且不僅活了下來,他第二天就又開始飛行了。但是這個年輕的飛行員就好像換了一個人。

“金是我這一生中見到的最傷心的人,”拉爾夫·森奇沃爾特告訴我,“他失去了兩位戰友,自己卻活了下來。他沒有說太多。我覺得他從沒有真正地從那次飛行的陰影當中走出來,他受到的震動太大了。我們知道他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因此誰也沒有指責他半句,他能活著回來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已經解開了安全帶,’”耶西·諾爾回憶道。“大家都做過同樣的事情。金給了吉米和格雷迪一個機會逃生。他望向機艙外去尋找夥伴們的影子。他在飛機調整過來之前也正想跳傘。飛機正過來的時候他非常吃驚。他當時都已經解開了安全帶,準備往外跳了。”

回到“倫道夫”號航母上之後,戰鬥中倖存下來的飛行員們開始悼念他們失去的三位戰友。

“每當有人犧牲時,”比爾·黑茲爾赫斯特說道,“他們就是犧牲了。大家對此沒有懷疑,沒有議論,甚至也沒有過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沒能回來讓我感到難過極了,真的難過極了。”

“那些飛機和飛機上的人就那樣消失了,”飛行指揮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後對我說,“我們沒有為他們舉行葬禮,你能為他們做的事並不多。當你無法找到他們的遺體時,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們生前的物品包裹起來,然後寄給他們的家人。”

與格倫和馬弗一起參軍的朋友們把他們倆的物品裝進了箱子,貼上標籤後寄給了他們的家人。比爾·黑茲爾赫斯特和喬·懷特當年與弗洛伊德一起度過了那麼多“瘋狂的週末”,現在他們兩個被指派為弗洛伊德整理遺物。

“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上午來整理弗洛伊德的東西,收拾東西的時候我們小心翼翼的,”比爾對我說道。“我們把每件東西都整齊地包起來。但把他在夜總會里和女孩子們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為我們覺得把這些照片寄給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后來收到了裝著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張日期標為1945年3月7日的便箋,上面詳細列述了他們兒子的遺物:幾枚襯衫袖釦,一部柯達相機,一支自動鉛筆,海軍飛行員證書,若干張相片,一個針線包,一個魚竿上的繞線輪,一個皮夾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鬚刀,一個修面刷,還有一雙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預感到他一定會在戰鬥中丟掉性命,於是我問比爾·黑茲爾赫斯特,他和喬·懷特後來是否談到過這件事,因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候曾與他們說起過他的想法,那時候他已經不再和夥伴們一起出去玩了,而是決定和一個女人住在一起。

“後來我們經常談起這件事,”比爾說,“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們因為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夥伴都感到很難過,但我們只是彼此安慰著說,‘像弗洛伊德這麼好的一個人就這麼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寧頓”號航母上,飛行員們也為失去了戰友而難過。

“彙報中說他們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說道。“我們回到了準備室。那些傢伙們已經不在那兒了,又有幾張椅子空了——它們的主人再也回不來了。我向情報員講述了我在空戰中所看到的情景。隨著彙報的深入,大家的腦海裡浮現出了一幅畫面,我們一下子意識到格雷迪和吉米將永遠回不來了。”

“那些飛機沒有飛回來,”無線電技師鮑勃·馬丁說道,“但你卻無能為力。事情就是這樣的,誰都有可能碰到這樣的事。我們心裡都明白,自己也會有那麼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約克的遺物。“我沒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樣東西,”他的夥伴這樣說道。格雷迪說過最髒的粗話也不過就是“蠢東西”,像他這樣的乖孩子是沒有什麼東西不能讓他的媽媽看到的。

硫黃島的長度只有五英里。在島的南端是折缽山,那是一座約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華盛頓紀念碑一樣的高度,那的確是座“山”而不是“峰”。

當你一個人站在折缽山上注視著下面那片海灘時,就會驚訝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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