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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未同，情慮相契”；這些賣馬人文化如此，可見當時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寧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經，得1465部，置五華樓。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臨關，遠征大理，大理國王段祥興派大將高禾出戰，高禾在九河戰死，南宋派使節到大理憑弔。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紀》說：“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語言、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元代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宋代經濟發達，但由於其施政方針“重文輕武”，使得一直軍力積弱，北方鄰國如遼、金、西夏，都敢於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對宋友好，雙方從無戰爭。
大理國與宋朝
大理國建立時，中土正逢五代十國的亂世，宋朝建立後，968年，大理致書宋廷，要求通好；此時宋朝北方未定，無力顧及西南，此事也就沒了下文。儘管宋朝與大理國的關係，由於宋太祖“不暇遠略”的方針而有所疏離，大理國仍然一直向宋朝稱臣。
大理國第5個皇帝段素順碰上趙匡胤南征，趙匡胤有鑑於唐時用兵南詔的慘敗，以玉斧（一種文具）在地圖上一劃，以大渡河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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