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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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農村見到，那裡在農民的最上層出現一批有閒階級，儘管他們的收人低得驚人。日子比較好過的農民按美國標準來說仍算是赤貧的，但他們一有機會就想從一個在地裡幹苦活的人變成一個身穿長衫而附庸風雅的紳士。舊中國時代的長指甲，是自古以來人們所發明的用以表明其清閒身份的一種最廉價的招牌。

自古以來，官職是獲得財富和清閒的關鍵，因為官吏最有機會增加他在已有產品中所獲得的份額。有了當官的地位，就有權給人排難解紛並從中取利。具體一點說，當官的代表了皇帝的權力，他可以徵用民工，徵稅，執行法律，管理人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出身地方士紳的中國官吏，常把地主階級的作風帶到他們的工作崗位上去。他們所追求的，是撈外快，而不是幹一番事業。商人則是官員的競爭對手，因為他也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搞投機倒把，以便從現有產品中取得較多的一份。從理論上講，讀書做官的人自古就把商人看作從事生產的寄生蟲。在中國古文裡，人們並不認為商人把產品從甲地運到乙地有什麼功勞，因此他是被列人社會的低層等級的。但在實際上，商人的活動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是小夥計，官僚階級可以利用他的活動，並從他身上擠出油水來，為他們自己或為政府謀利益。如埃蒂安？　巴拉茲所指出的，商業交易總要受官吏監督並向他們納稅。如古代的鹽鐵之類的主要商品或如晚近的茶、絲、煙、鹽和火柴，是由政府專賣的。這說明政府有凌駕於一切的經濟特權。所以政府不許可興起一個獨立的商人階段，來侵犯它的這些特權。

另一方面，官商之間總能找到一個密切的利益共同點，因為從事任何一樁大的買賣，官府的保護和支援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單方面辦不成的事，只有雙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銀行家、楠客以及各式各樣的買賣人就成為一個從屬於官僚的階級。作為物資和資金的經手人和操縱人，他們不僅從商業上而且從農業上幫助官吏榨取盈利。

事實上，商人可以透過購置田產、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輕而易舉地躋身士紳階級。中國不像歐洲，沒有什麼對外貿易可供商人投資。田產不像商業那樣利厚，但它比較安全可靠，所以始終是進行投資的一大物件。商人階級中產生地主，比獨立的商業資本家來得容易。中國的行會組織雖能以罷工或不合作的形式進行消極抵抗而獲得巨大的成就，但仍證明商人是從屬於官吏的。行會組織的力量在於手工業行會，這個行會使某種手工業的匠人對其工藝過程和生產權利保持壟斷地位。類似在歐洲早期商業活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商會，在中國是特別軟弱無力的。作為主要例子之一的廣州公行，就是朝廷官吏的聲名狼藉的工具。

中國的舊財經制度也提供了另一個證據。代表資本積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資在放債上的，因為那樣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息。高利貸的利率高低，可以表明農民對銀錢的季節性需求的迫切程度，因為他需要借債來納稅和度過青黃不接的時期。借給農民的短期貸款比長期工業貸款能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資到工業生產上去的推動力在中國不如在美國那樣大。

中國經濟體制中以農為主這一點，表現在用錢的範圍受到限制上面。農村信貸之所以實行不起來，是因為農家比較能夠做到自給自足，而且依賴就近各處的短期收購。同樣，政府通常也多半依賴實物徵稅並以穀物支薪。例如，首都北京就是靠各省經大運河運去的漕糧來供應的。此外，政府還可以隨意支配不付工資的搖役。舊的錢幣制度本身極為複雜，因為那是銀銅兼用的複本位制。銀的計算單位（兩）隨地而異，也隨著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政府機構而異。在一個城市的同一時間內，可能通用著二十種不同的銀兩單位，因此每種主要商品如鹽或棉布的買賣，以及支付給其他某些地區的款項，都需要用不同的“通貨”。要使一種硬幣保持固定價值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靠純銀的笨拙週轉，而在使用時每錠銀子都必須現秤重量並驗定成色。同時，歷來政府很少有不鑄劣質銅幣的。由此而產生的貨幣單位之多以及它們之間的兌換辦法，就體現了銀錢操縱者凌駕於工業投資者之上的情況，因為前者可從這種複雜的兌換中獲利，而後者則要把他的銀錢放到有計劃的生產事業中去。我們猜想，這種效率極差的幣制之所以能容許存在，可能是因為它有助於統治階級在錢的問題上玩弄花招，而對他們並無多大妨礙，正如士大夫容許有象形文字的書寫法，因其難學，他們反而能對之保持半壟斷的地位。不管怎麼說，這個效率極差的幣制表明那裡有一個鬆懈分散的經濟體系，其商務活動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