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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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是一場關係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並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透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說罷，徐天寶看著梁啟超，問道：“這其中恐怕也有先生您吧？”

梁啟超笑而不語，表示預設

徐天寶說道：“可是，與華盛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敬畏。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中世紀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藉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只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

梁啟超微微笑笑，問道：“那麼孫文呢？”

徐天寶輕輕啐了一口茶，笑道：“孫文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對現實的想象過於理想化，之前曾說要花十年時間在中國修20萬公里的鐵路。先生您周遊歐美列國，可有見過如此神速？後來聽說孫文帶著一班人到處考察修鐵路，鐵路一寸未修，而耗費公款百萬~~哎！”

梁啟超莞爾一笑，示意徐天寶繼續往下說

徐天寶說道：“我說孫文難挑這副重擔，第一因為他沒有掌握軍隊，沒有軍事指揮權，再者他也不是軍事家，在現今這個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僅憑一腔愛國之心，是很難成功的。再者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屍骨成山，鮮血成河，千百萬人頭落地，在當時只有一次武昌起義就想換來大好河山，這是不可能的。英國的光榮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哪次不是打得血裡撈骨頭？”

徐天寶侃侃而談道：“眼下的中國，呈現出的是國弱家貧、民怨沸騰、外敵入侵、國門初開、封建皇朝專制制度根基動搖的時代特徵。然而，腐朽沒落的滿清朝庭的統治雖然苟延殘喘，但綿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讓它退出歷史舞臺決非易事；而且代表舊官僚、舊文化的袁世凱手持重兵裝備精良，背靠帝國主義列強的財政和軍事支援，成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難以逾越的障礙；即便是鞭長莫及的南方諸省，也是諸候稱王軍閥割據，致使革命黨人散兵遊勇式的武裝起義難成大氣候，即所謂的杯水車薪。

其次，漫長的帝王專制統治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物質上的赤貧和苦難，綿延千年的封建舊禮教、舊意識、舊文化、舊風俗更造成國民思想上的落後和精神上的愚昧。隨著帝國主義外敵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風漸進”，雖然促使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或則研讀洋書、或則出洋考察，從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文化和科學技術中求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但極大多數人帶來的是無關大局的“君主立憲”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張”；而廣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民眾則揹負著根基深厚的舊封建意識，低頭求生抬頭看天，難與“西風”為伴；因此，高處不勝寒，孫中山獨樹一幟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進革命思想，不僅需要面對舊官僚的聲討、復古派的擠兌、改良派的論戰、立憲派的詰難，同時還需面對社會大眾的無動於衷和革命黨內部的分歧糾紛，陷於孤掌難鳴的險惡境地，所謂的曲高和寡。

再次，世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並不斷鞏固發展，是得益於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興旺，尤其是得益於十八世紀成功的工業革命驅使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新興的經濟基礎造就了新興的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準備了基礎條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資產階級的新興軍事力量打垮封建貴族的沒落勢力、資本主義新興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貴族舊式的獨裁專制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勝無疑。然而，在我們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不僅表現為制度上的殘暴、政治上的頑劣、經濟上的落後和文化上的凝固，長時期的閉關鎖國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產力的凋敗和科學技術上的滯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葉，華夏大地上尚未出現西方式的工業革命；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對外通商口岸的開啟，雖然出現了民族工商業的幼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隊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