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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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東笑道：“製鹽方法，由於資源不同、各地自然條件地差異。製鹽方法各不相同，可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遼寧、直隸、山東、淮北、福建、廣東等地地鹽主要為灘曬；江蘇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場之鹽。有用板曬地，有用釜煎地；四川、雲南的井鹽大多為汲滷煎制；山西、陝西、甘肅、蒙古、新疆等省的池鹽則系曬制。灘曬是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法，鹽池設在鹽灘附近，灘分為溝灘和井灘兩種。所謂溝地處指在近海之處事前挖掘土溝，以便容納海水。井灘是指在距海坡稍遠的地方。選樣鹼地滷旺之處。挖井汲水，然後曬鹽。

首先開溝納潮，將湖水匯入儲水用的大圓地池以備曬滷之用，於曬時將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專供曬滷用的方池。這些池自七層至十一、二層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滷之處在長蘆、遼寧鹽區叫滷臺。退潮之後，海水流經數個方池。層層套曬。經日光蒸發逐漸濃縮為滷，當滷水已形成時。乃放入滷臺，並匯入成鹽的小池，遍撒種鹽以促使其結晶，最後將結晶之鹽掃起即成。如果灘地距海較遠，則掘井汲水曬制。井口直徑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後，曬法同前。由於灘曬方法簡單，製成之鹽成色又好，所以多數地場區採用此種方法，灘曬之數大約為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二強。就質量而言，以灘曬最為堅實、味鹹，釜煎次之，板曬最差，製鹽成本又以灘曬最為節省，每年春秋兩季，如逢天氣晴朗，生產相當順利，場價每斤不過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較高，從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與遼寧相比，相差數十倍。

範旭東頓了段，說道：“當然了，成本低並不一定利潤高，更不代表鹽稅高，長蘆和兩淮的鹽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為那裡鹽稅高。”鄭昊笑著解釋，“兩淮鹽稅每年達到2300萬元左右，長蘆也有1100餘萬，除了這兩個，連粵鹽鹽稅也比咱們多，在800萬元左右，而遼寧之鹽稅，不到700萬。”

鹽政自漢以來雖定專賣制，但唐以後徵稅制亦相輔而行。但那時私鹽並不盛行，其原因在於今時灘曬鹽尚未發明，煎鹽易於管理。而且直到清初鹽稅較輕，全同稅率劃——，販私利益不大，而罪責極大，無人敢輕易嘗試。鴉片戰爭之後，曬鹽方法盛行，沿海到處都可。太平天國之時，時局動盪，官府鹽倉被焚燬，灶戶與商販直接交易，稅收既然不能在產地向窮苦灶戶徵收，於是就仿效厘金辦法，到一地徵一次稅，過一卡加一次捐。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界愈密，緝私愈嚴，販賣私鹽獲利就愈厚。終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稅即少銷一斤官鹽。而引商有包課之責，不得不重斤夾帶，摻和泥沙，使外國牛馬不食之穢鹽強迫人民以重價購買食。害民若此，而國家收入並未見增。特別是清末以來，國家入不敷出，又歷經甲午、庚子兩筆鉅額賠款，鹽斤不斷加價，成為鹽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長蘆鹽正課每引0。63兩，而加價為4。05兩，平均下來，每百斤在一兩以上，淮南四岸（兩淮地一半），每百斤高達3。25兩，兩廣鹽稅平均，亦在2。4兩左右，而東北各省，因為是祖宗隆興之地，鹽稅正額只有區區0。43兩，加價也不多，每百斤還不到0。8兩，稅賦可謂低廉，故而產量雖高，收入卻沒有相應地水漲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鹽稅從來都是國家和中央稅收，但自辛亥革命以來，各地紛紛截留，基本不送交中央。所以才有後來袁世凱用鹽稅做抵押借款的故事。在袁世凱看來，既然中央反正都是收不到款子，還不如抵押出去換取外國借款。只要洋人同意，就不怕各省的官僚不肯，畢竟大多數官員，無論革命黨也好，立憲派也好，保守派等，都對洋人退避三舍，若抵押出去，只能乖乖認命交款。

徐天寶又問道：“範先生，你不是說已經生產出了精鹽，而且廠房也在蓋了，怎麼我到這裡一看，還是一片鹽鹼地呢？”

範旭東苦笑道：“我不光做精鹽，還主張改革鹽制，廢除鹽引，這讓很多鹽商恨得我牙根癢癢。要不是看在我各個範源濂在京官，這久大鹽場裡還有您的股份，早就給打上門來了。現在呢，他們危險工人不許來我們廠上工，不許為我們蓋房。所以，廠房遲遲沒有動工~！”

徐天寶嘆了一口氣，“範先生這是何苦呢？我早就請先生來我們東北主持鹽務，將來不光是做精鹽，我們還要做三酸一鹼，還有許許多多化工專案等著你們這些科學家去完成呢！範先生把時間花在和那些頑固的守舊派周旋之中，不覺得可惜嗎？”

範旭東低下頭，沒有說話

一旁他的助手侯德榜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