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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之要,在於用人。這方面劉琮雖不敢自誇,但看著濟濟一堂的諸人還是頗為自得。對於民政之事,有蒯越總領,諸葛亮、裴潛、鄧羲等人各領專責,並不需要擔心,而劉先、傅巽、杜襲、繁欽等人,亦負專務,盡心竭力,成效顯著。舉凡新政之推行,賦稅之調劑,徭役之徵發,糧秣之籌措,興修水利,建設道路驛傳等事,皆井井有條,鮮有廢置。
今日與諸人與會,比之昨日宴席就要正式許多。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值此形勢之下,荊州當如何發展?劉琮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劉琮自然也有自己的考慮,不過兼聽則明,他必須對當下己方的各方面都有深入系統的瞭解,才能在戰略的制定和運用上,不至於因脫離實際而產生偏差。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荊州大體上還是不錯的。戶口有所增加,尤其是自耕農的數量,在農戶中開始佔據比較大的比例。農業的發展也比劉琮預想的要好一些,這其中除了從北方流民中獲得的相對先進的耕作技術,也離不開大量鐵製農具的普及和使用。屯田軍大部分已經有所產出,不但能夠自給自足,還成為了軍糧供應的有益補充。
荊州境內本就水系發達,許多荒蕪之地稍加開墾,便是上好良田,如今不僅僅是南陽,南郡以及長沙郡人口眾多,就連以前較為偏遠的零陵、桂陽等郡,也有大量的人口墾殖農田。
相比之下,商業雖然遠未達到農業這麼興旺的程度,但隨著新鑄錢幣的投入流通,已經有所復甦,甚至在某些傳統地域表現出強大的活力。來自益州的貨物經過長江水道,在江陵集散,又或者直下江東。其利或至數十倍,除了運輸便捷之外,安定的社會環境也給商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之前曾有人質疑過發展商業的必要性,不過這種微弱的反對聲,很快就在商業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前消失的一乾二淨。這其實也得益於劉琮所開設的各種實學,使得荊州的風氣更加趨向於開放和包容,看待事物也更加註重實際,思考也更為理性。
大量的人才從各種講求實際的技術學校誕生,他們或許社會地位還很低下,但已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尤其是在荊州軍的各軍械營中,他們漸漸開始成為主力。那種口耳相傳的師徒關係,正在被實學的先生與學生所取代。或許從實學中走出的寒門子弟在目前很難成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但是這方面的先例已經有了,給那些嚮往建功立業的年輕人以很大的鼓舞。
為了今日之會,江東三營都督周瑜、撫軍中郎將張昭等人也自江東而來,細陳江東諸事。
在劉琮而言,這幾乎是他們的述職報告,雖然經常與周瑜、張昭等人書信往來,但這樣詳細的彙報比起書信來,就更加完整而詳盡了。
待江東諸人言畢,不覺時已至午,眾人便都望向劉琮。
“今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猖獗,偽命布禍,吾欲剿滅其久矣。然百姓流離,方得安身,將士戮力,征塵未洗,吾豈不知?”劉琮振衣而起,扶劍踱步於案几之前,環視諸人道:“昔光武之創立基業,奮羸弱之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逆,不在眾寡,此亦深知。泱泱中國,其無人乎?吾自鎮南陽而起,得軍師及建忠將軍之助,初試鋒芒,折史渙於淯水,抗強敵於宛城,砥礪而行,於今近十載也。”
說到這裡,劉琮彷彿又看到了這些年來屍積如山,血流漂杵的慘烈場景,雙眼不禁微微一眯,不過他很快便回過神來,接著說道:“秦何以二世而終?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吾領荊州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宣舉德政,肅立威刑。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此為治之要,今言之於此,特為相知!”
這些話說完之後,劉琮見堂上諸人都若有所思,便回到案几之後,端坐下來。這是劉琮首次在這樣的場合,鄭重的提出以法家行事。當然劉琮並不是要對法家學說生搬硬套,實際上在荊州新政中,還摻雜了許多別的內容。
之所以要如此強調,是因為劉琮接下來將有一系列的動作,這也算是先吹吹風吧。
用過午飯之後,劉琮便與賈詡、周瑜等人一同出城,往城北別業而去,借野色山光,舒解疲累。隨行扈從也不多,數十騎而已,迤邐出城,行經大道,轉而入山,但見竹木扶蘇,溪山映照。及至到了別業之外,就看兩扇斑竹門,半開半掩,一隻純黑小犬,且吠且叫,早有莊內老僕迎將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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