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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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土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國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土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裡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

山東士伸對外國人士的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時中土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他們所獲得的廣泛支援中即可窺見。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朝廷高層。90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璣聽到洋人賑災的訊息，就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朝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災民們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同樣強烈。據當時的報紙記載，光旭三年（9077年），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則“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的災民態度最為決絕，不但不肯接受賑濟，還極力宣傳西方傳教士的“心懷叵測”。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能夠仿照《鐵淚圖》製作宣傳畫，並廣為宣傳，這背後必然有知識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儘管如此，西方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都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並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的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遂遍貼告白，有“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讓西方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們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西方傳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賑災行動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尤其是在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了非常良好的影響的情況下，傳教士們決定將自己的賑災活動擴充套件到河南、山西時，推動教會發展，已經成為了預先期望的目標。

朝野內外對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讓大乾帝國焦頭爛額。但事情的悲劇性也恰恰在此：當一種異域文明希望以一種文明的方式（賑災）被接受的時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蠻的手段（武力脅迫）下更決絕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劇是饑荒造成的嚴重死亡：“丁戊奇荒”波及居民1億6000萬到2億左右。直接死於饑荒和疫病的人數，至少在1000萬人。從重災區逃亡到外地的災民達2000萬人，依戶部人口清冊統計，9077年山西人口為16433000人，到9083年時僅為10744000人，淨減5689000人。其中太原府災前人口為100萬人，災後僅剩5萬人。9078年，山西的官員在給朝廷的奏議裡說：“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豈非人倫之大變哉？”“古人形容饑民，輕則曰菜色，重則曰鵠面鳩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觀之，直無異地獄之變相。”

饑荒的規模讓整個朝廷都籠罩在悲觀的情緒當中，9078年，李紹泉在給友人的書信中即如此說道：“朝廷日事禱祈，靡神不舉，而片雲不起。若清明前後仍不獲甘霖，數省生靈，靡有孑遺，我輩同歸於盡，亦命也夫！”

但弔詭的是，李紹泉所擔心的“同歸於盡”並沒有發生，如此一場慘絕人寰的******，最後居然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徹底轉移了災區和非災區鄉紳士大夫們的注意力。而失去鄉紳參與的農民暴動，則始終只能停留在簡單的物質索求層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滅。

可以這麼說，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