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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瑪如此驕橫恣肆,是因為他堅信自己已看清大乾帝國政府不敢堅決反抗自己的勒索,而總理衙門只是向他一步一步地退讓,不願一下子全部屈從,他對此感到不耐。想以最後的決絕姿態來迫使當時各個要求都得兌現。但讓他沒想到的是,總理衙門這一次表現出了異常強硬的態度。他出京後,乾國政府通知李紹泉在津與他定議。李紹泉曾對威妥瑪表示了挽留,但威妥瑪卻表示“滇案除提京外別無可商”,“不願在津會商”;但他並不關閉進一步談判的可能性,聲稱“非不信中堂,實信不過總理衙門”,如乾國政府派“全權便宜行事大臣”去上海向他作更多的讓步,仍有商談的餘地。威妥瑪隨後離津南下。李紹泉是以也不再挽留。
威妥瑪破壞北京談判的情況報告到倫敦,正值英國在土耳其問題上發生國際危機的時候,英國的軍事力量首先必須服從這一形勢的需要,因此英國外交大臣德比在給威妥瑪的訓令中強烈表示“非常希望雲南問題從速解決”,這實際上劃定了威妥瑪行動的限度。但外表上威妥瑪還裝出強硬的樣子,他透過赫德繼續對大乾朝廷中樞實行威嚇。赫德在與威妥瑪會晤後致書李紹泉說:“聽威大臣口氣,英國實在看此事甚為要緊,恐不肯從權輕易了結。”又說:“西國情形現為土耳其事日有變動,英國朝廷願趁此機會叫別國看明白,該國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東方用兵,隨意辦事。”信中還指名要李紹泉去煙臺與威妥瑪會談,但行前“須奉有全權便宜行事之諭旨”,“必有新樣主意,商辦事件要大方”,如此才可有所成議。信中又說。赴煙臺談判是“盡頭一著,若不照此議,實無別項和睦辦法”。言外之意,不照此行事就只有聽受英國武力對待!
在得知事情鬧到了這個地步之後。岑聿瑛可以說懊喪之極。
在他看來,朝廷面對英國人的武力威脅,是一定會屈服的,那自己被革職問罪,簡直就是一定的了。
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事情隨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機。
見到乾國政府毫不買帳,威妥瑪怒極,他認為只有使用軍事手段才可以壓服乾國,於是便說動英國遠東艦隊司令瑞德爾和東印度艦隊司令吉萊特派艦隊前來天津海面集結,用“軍事演習”來展示英國的強大武力,逼迫乾國屈服。
英國艦隊的集結引起了大乾朝廷的極度不安,李紹泉為此集結新建的北洋水師主力嚴陣以待,在英國艦隊演習期間,面對英國人的挑釁,北洋水師“和碩公主”號巡洋艦管帶鄧正卿打出“本艦故障”旗號。故意衝撞英艦“奧狄莎”號,逼得英艦狼狽逃躥,使英國海軍顏面大失。
在得知威妥瑪竟然以演習的名義調集艦隊前往天津對乾國進行訛詐後,外國報紙無論是法國的《巴黎時報》還是美國的《紐約時報》,都對弱勢的乾國海軍向強大的英國艦隊發起的挑戰極盡讚美,就連英國人自己的《泰晤士報》也對乾國艦長鄧正卿的英勇表現表示了敬意,認為是“納爾遜精神”在東方的體現,而對於“奧狄莎”號的艦長科爾斯的怯懦表現則極盡鄙視和挖苦。威妥瑪導演的這一事件,不但沒有達到預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極壞的反效果。
由於威妥瑪的一意孤行。讓英國在外交上處於空前孤立的地位。一開始,當天津和談的訊息傳出時,就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廣泛注意。會議期間,俄、美、法、德、奧匈帝國及西班牙等駐乾公使先後以“避暑”為名。齊集天津,密切注視乾英談判的進展。幾個月來威妥瑪在對乾脅迫的問題上已經與各國形成了隔閡與不和,他越是強調不容他國干預其事,越是表明他對別國公開的或暗中的干預抱有顧慮。而事實上,這時美國公使西華曾經一再向乾國表示願意調停,德、俄、奧等國公使也有類似的表示。他們儘管沒有提出什麼積極的調停辦法。但這種表示本身對李紹泉卻提供了“聯絡各使,以間其(英使)黨援,而諷令公論”的機會,威妥瑪知道如果不迅速達成協議,對於自己和英國已經沒有絲毫利益可言。此外,當時乾國對外關係中另外一件事對談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約。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條約的要求,但德國當時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而到了9075年5月,當威妥瑪對乾國的威逼正達高峰時,德國駐乾公使巴蘭德提出修約的具體要求十六款,而著重在增開口岸及其他通商權的擴充。乾英天津談判期間,巴蘭德又乘機活動,告訴李紹泉說:“通商添口各事,……將來如能(與英)議定,德國修約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爐灶”,等於在增開口岸問題上支援英國對乾國施加共同壓力。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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