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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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生活的記錄付之闕如，包括何時結婚，何時為父。但據可靠證據，會王蔡元隆是他的女婿，而伶俐說洋兄弟埃爾和譚紹光又分娶了他的兩個女兒，可以推出他的千金不少。1863年前後，閨女們都到了談婚論嫁即18至20歲的妙齡，也說明了李秀成當於二十歲左右完成了結婚生育的人生大事。

俗話說“飢不擇食，貧不擇妻”，那個時代，窮人家的男子能找到物件就不容易了，更為赤貧或素質較差的甚至要打一輩子光棍，因此對這位原配夫人容不得有太多綺麗想象，大約剛好符合“人，女人，活女人”三個基本標準。忠王娘在半虛構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因為她的反對，給女兒和埃爾中外聯姻造成了一點小小障礙。但忠王一錘定音平息風波，說明他不是氣管炎，而她很尊重丈夫的意思。無論如何，在李秀成人生最艱辛的階段，她陪著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特別是自他從軍後，男歸男營，女歸女營，夫婦不得相見，而照料婆婆和娃兒們的任務當仁不讓地落到了她的肩上，此外還要擔心出征在外丈夫的安危，實在很不容易，令人肅然起敬。可以想見，為了負擔起生活的重壓，她必然有一雙強健的大腳。

十九世紀的中國纏足風盛行，據《纏足史》記載：閩南諺語“小足是娘，赤腳是婢”，纏足標誌貴賤，處於嶺南的兩廣只許富貴人家為之，下層貧民女子不能纏足。廣西纏足風俗發展得更慢，桂林巨室也依然有“盈尺蓮船”。所以，以李秀成一貫的務實作風，擇偶時一定會找個健康、勤快、能幹的勞動婦女。

李秀成本人回憶當年參軍時。提及“知道金田起義之信，有拜上帝人傳到家中。後未前去，仍然在家”，還說“被團練之逼，故爾迷迷而來。”沒想到授人以柄。某些刀筆吏正要從他的革命動機中找茬，於是下了判詞：參加革命時覺悟不高，此為後來寫可恥“自白書”的思想根源云云。其實，在“後未前去，仍然在家”背後有一個故事。雖說和通常意義上的“英雄救美”略有不同，但一樣令人動容：大黎民間普遍傳說，李秀成接到團營號令時，即向東家清算工錢，得了兩吊銅錢上路。翻山到朝八社時，遇見一位貧苦農婦在社壇邊分娩。地痞流氓誣她“褻瀆神靈”。勒令她出錢給社壇“燒炮掛紅”。產婦急得要投河自盡。李秀成睹狀，深表同情，當即傾囊相助，為她解決困難。結果因為盤纏用罄，也就無法趕去團營了。這個傳說正反映了李秀成一貫對貧弱者，有著發自內心的同情，以及他為人慷慨俠義的一面。

薄薄“自述”不可能盡錄李秀成一生的風起雲湧，這點小小善行於是就被忽略不計了。其他地方，只要他稍稍多記一點戰功，就立刻被說成是“自揚、掠美、搶功、自我包裝”。真是多說不行，不說也不行。英雄多情，更多無奈。

參軍後，據李秀成回憶：“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拿慣了鋤頭的雙手，突然握起了刀劍。從“秋毫不敢有犯”的虔信到響應“殺盡妖魔”的呼召，他的人生髮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起義軍尤在篳路藍縷之時，鑑於會眾都是舉家而來，為了嚴肅軍紀和作戰需要，上層決策者規定了男女分營拆散家庭的紀律。炮火連天中，小小兵丁連生命都沒法保障，尚顧不到男女之情，卯足了勁殺敵而已。不同的是，首義諸王一邊破壞群眾小家庭，一邊組織自己大家庭以妻妾數量之猛增，提前享受帝王級待遇。

男女分館的命令於1853年3月22日（即進入天京三天後）正式頒佈，此前軍中早已實行了兩年之久，猜也猜得到，訊息一傳出民怨沸騰士氣低落。據說，百姓爭相自殺，“水面浮屍或仰或僕，擁擠莫辨”；軍中屢生夫婦冒死同居獲罪之事。骨肉分離和夫妻分居的嚴肅軍紀走到另一極端，成了最不人道的舉動，更別提諸王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不公現象。

1853至1854年“禁慾”期間，李秀成尚是一名普通軍官，從右後四軍帥升至後四監軍，再升至二十指揮，先後鎮守國儀鳳門外高橋，隨翼王安慶撫民，及鎮守廬州、和州一帶。工作方面很充實，個人能力迅速提高，但私生活相當單調。如果他的確是個正派人的話，那下了班之後只能眼望天花板發呆。野史上說他曾因偷看《三國演義》而受罰，所謂“叛教攻妖書”。看《三國演義》，又不是看《金瓶梅》，即使看後者其實也情有可原。

但其他兄弟們就各有各的不老實，甚至犯了比男女私通更令人作嘔的大忌：即太平軍中隱語“打銅鼓”（打童股）。按照規定，凡是軍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