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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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國福州港出發的俄國運銀船“福寧”號被薩摩海軍劫奪，護航的俄艦“阿斯科爾德”號也被擊傷後。俄國方面本想出動海軍對薩摩人進行報復，但俄國海軍出動的話等於違反了中立原則，是以俄國人萬般無奈之下，只好選擇同薩摩人在國際海事法庭打起了官司，想把被劫的600萬兩銀錠索要回來。

由於事關重大，並且涉及到俄、日、乾三個國家（銀子是從乾國購入的，是以把乾國也帶了進來），國際海事法庭不敢怠慢，為此設立了專門的法庭審理此案，並要求各方派員到場參審。為了能使各方全都到場，在英國方面的提議下，國際海事法庭將開庭地點沒有設在歐洲，而是設在了琉球國的首都守禮。

在接到國際海事法庭的文書之後。薩摩方面經過商議，決定由曾經留學英國商船學院，熟悉國際海事法的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親自出面應對，東鄉平八郎便是乘坐“富士山”號前來懷恩港的。

在“福寧”號的悲劇傳回俄國後，輿論一片沸騰，群情激奮。要求政府對薩摩人進行報復。此時，巡弋在東亞的俄國遠東艦隊，也做出了不尋常的軍事部署：艦隊副司令弗拉基諾夫不僅派巡洋艦“阿德米拉爾將軍”號前往出事地點進行搜尋，更是派遣“米涅”號巡洋艦和“克尼亞茲？博賈爾斯基”號鐵甲艦前往搜尋薩摩艦隊，要向薩摩艦隊問罪。

弗拉基諾夫在發給俄國海軍部的電報中建議：“我方應要求立即罷免並拘捕‘比睿’號和‘金剛’號的艦長和那些在談判期間指揮軍艦捲入事件的高階官員。若不遵從，我應被授權實行報復。最重要的是，應當做些事情以彌補俄羅斯帝國三色旗所遭受的侮辱。”

弗拉基諾夫隨即通報東亞海域內的俄國船隻，將為他們提供武裝護航。與此同時，弗拉基諾夫命令薩摩艦隊停止對俄國商船行使搜查權，確保俄國商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受到騷擾”。

弗拉基諾夫的武裝護航計劃引起薩摩方面和英國政府的激烈反應。東鄉平八郎和大山綱良隨即向英國方面提出申訴，並向俄國提出抗議，認為弗拉基諾夫的干預不僅侵害了薩摩海軍的應有權利，更與俄國政府中立宣告中的條款不符。大山綱良堅決要求俄國政府下令撤回弗拉基諾夫的這一要求，並請英國方面敦促俄國政府下令。

此外，從事件發生到薩摩官方的初步報告出臺，薩摩方面走了兩步重要的棋：首先，負責薩摩方面外交工作的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按照“文明國家”的程式對事件進行調查。在一週內，薩摩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證據準備工作，主要是針對薩摩軍艦“比睿”號和“金剛”號軍官、“福寧”號船長和大副的調查筆錄，以及其他一些圍觀者如英國和法國軍艦上官兵的證詞，形成了《關於“福寧”號事件之報告書》。這份報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國際慣例”製作完成，在隨後國際海事法庭的兩次海事審判聽證會上大派用場。

同時，大山綱良代表薩摩政府，向西方列強明確表態，薩摩方面將嚴格按照國際法辦事，一旦確定責任在於薩摩海軍，則薩摩將立即承擔所有責任。大山綱良本人還親自向英國駐大阪領事重申和強調了這一點。

而俄國方面則是在收集了被薩摩海軍擊傷的“阿斯科爾德”號巡洋艦上的官兵的證詞，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提交給海事審判聽證會的報告。隨後俄國領事照會美、法、德、乾等國領事。

就在俄國草擬意見的時候，薩摩方面的調查報告已經送到了幾個國際法權威的手裡。在這個首次以攻擊中立國船隻作為戰爭開端的案例中。東鄉平八郎的辯護詞起了關鍵作用。

作為薩摩海軍司令和這一事件的親歷者，東鄉平八郎先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為薩摩方面辯護，認為薩摩海軍捕獲“福寧”號是合理合法的行為。他的主要觀點有三：一、“福寧”號是為日本政府軍方提供服務，這是一種敵對行為。不可以獲得俄國國旗和船籍的保護；二、不能因雙方未宣戰而禁止薩摩海軍將“福寧”號視為敵船。東鄉平八郎認為戰爭當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戰手續，但在實踐中卻往往相反，很難做到；“福寧”號已經在從事敵對活動，已非中立；三、薩摩方面能夠證明“福寧”號上的銀錠是開赴東京應對日本政府的財政急需的，這毫無疑問是敵對行為。薩摩海軍哪怕是將其擊沉，都的確有軍事上的需要。

不久，《泰晤士報》又刊登了牛津大學教授莫里亞迪的文章。作為一位法學專家，他的論調和東鄉平八郎驚人的一致，他認為：即使沒有正式的宣戰，戰爭狀態也已經存在了；當薩摩軍艦用武力威脅“福寧”號服從其命令時，作為中立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