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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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餉能否協起來，原要靠中央排程，可顯鳳彤郅年間以來，各省一有緩急。就彼此通融協借，戶部亦不過問，沒了全隆時那一番大一統的財政統籌能力。中央財權失落，就要靠協餉者本人來協調了。惜乎協調這一塊兒。以左季皋的性格和處事方法，根本就做不來。

儘管協調的事做不上來，但在催款的辦法上，左季皋卻另有一套辦法。

那便是，借洋債。

借洋債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經辦人則是胡雨霖。左季皋認為。以外債代替協餉，以應急需，可以速集鉅款，彌補協餉之不足。左季皋的辦法是：以海關印票即協撥各地方省份加蓋關防以示承諾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鉅額外債代替了分散劃撥的協餉。把“借洋債”跟協餉制度捆綁在一起，可以說是天才大手筆，非左季皋所不能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間，左季皋便透過胡雨霖之手，連借了兩大筆洋債，共計220萬兩白銀，對此，當時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稱：“得此鉅額現餉，可以相其緩急，通融撙節，集事可速，排程可靈……得所藉手，速赴戎機”。在左季皋看來，舉借外債不失為彌補財政短缺的一劑良藥，他甚至認為可以大規模地借，“借數愈多，則息耗愈輕；年份愈遠，則籌還亦易。在彼所獲雖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這些錢又不需要他來還。

而更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債”當成了催繳各省協餉的手段！

對於左季皋經胡雨霖手辦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說高得離譜。劉昆義曾設身處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慮，認為這是他為了不耽誤軍事而進行的“不得已”之舉，左季皋聽說後只是冷笑，事實上，他並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為他要行的，是“一石數鳥”之計。

因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籌集到鉅款，滿足用兵需要，高利息還能迫使協撥各地方省份迅速協餉，否則舉借洋債的本利都要由他們償還！

有洋債的鞭子在後面抽著，各省還敢拖欠嗎？

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撫們自己就會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個目的，便是給從中經辦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間。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營利為生命，左季皋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為他做這些，是必須要有回報的，沒有回報，胡雨霖怎麼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他運籌軍餉？更何況為了西征借洋款，他還將阜康銀號和家底都押上了，理應獲得與其奉獻及其效益相應的回報，可朝廷的制度安排裡沒有這一項。所謂的“聖人可權”，自號“今亮”的左季皋讓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為回報，便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撫無奈之下，為了不當左季皋“高利貸”的冤大頭，便只能使出各種手段，將協餉攤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餉”下的犧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遠的不說，廣州的官員在左季皋“高息催餉”的逼迫下，強令廣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繳納西征協餉100萬兩，潘仕成生意週轉不靈。乞求暫緩，竟然被誣告下獄。後幸得親族進京活動，並找到了敬親王申訴，才被釋放。潘仕成的被釋曾惹得左季皋極是惱怒。專門為此上奏朝廷，要求嚴懲拒絕攤派的行商，後被朝廷壓下不表

胡雨霖當然知道，左季皋為什麼會對這些拒繳攤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季皋便提出中土可以仿行外國“貸兵餉於眾商”的作法。“稅項歸款，商情樂從，事辦易集”，但現實卻無情的擊碎了他的想法。西征軍所駐當地商人們心存疑懼，根本不買他的帳，左季皋擬向當地商人議借款200萬兩以佐軍需，結果眾商最後只肯借銀80萬兩，連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猶豫，未能釋然”。左季皋對此怒不可遏。乾脆便開始了硬性攤派，對抗拒不從的商人進行嚴懲。一時間陝甘等西征軍過往省份雞飛狗跳，商民對此敢怒不敢言。

作為左季皋的錢袋子，胡雨霖當然瞭解左季皋的脾性。

對於拒絕攤派的商民如此，左季皋一旦知道自己為了貪圖日本政府給出的高利挪用了西征協餉，會如何對待自己，胡雨霖已然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雨霖拼命的讓自己鎮定下來，他知道，自己現在要做的，就是怎麼儘快的將這筆600萬兩西征協餉的窟窿給堵上。

只要堵上了窟窿。左季皋那裡有了交待，不但不會找他的麻煩，而他要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左季皋還會想方設法幫他擺平！

想到這裡。胡雨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