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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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擇主而事罷了，亦可以不論，但浙閩商船頻繁出海，貿易繁榮，倒也不能忽略小視；而遼東的武寧侯雷頊，陸續編練了‘北海巡洋水師’、‘遼東水師’、‘朝鮮海東水師’、‘鎮守日本駐泊江戶巡洋水師’、‘鎮守苦夷、蝦夷兩島水師’等水師船隊，又設‘遼東船社’（商船隊），遼東的水師和商船巡行於南海北洋，通商各地，貿易四方，大力籌措軍資戰費，採辦糧草軍需，崛起之勢非常迅猛，這就不能不讓雷瑾關注了；總督南直隸西江軍政的顧劍辰，其麾下原本便有精銳的‘長江水師’，下設‘江南大營’、‘江北大營’、‘鄱陽湖水寨大營’、‘寧波昌國大營’等水營，而且據雷瑾所知，顧氏麾下的‘巡海舟師’四大水營也已經初具規模，擁有沙船、福船、廣船等巨舶以及若干大小戰船，除此之外，顧氏名下原有三家貿易船行，近年顧劍辰又悄然無聲的命人開設了‘上海船行’、‘劉家港船行’兩家，販運貨物下南洋、西洋通商貿易；而京師朝廷則編練了‘渤海軍’、‘東海軍’、‘定海軍’三大水師總制，又另編‘上直黑水親軍’、‘欽差天津衛戍舟師’和‘直隸水營’，分令心腹親信各自統轄巡守，總之除增編水師以控制渤海、山東沿海一帶的舉措之外，京師朝廷也借若干‘皇商’的名義，持續強化對北方長蘆等鹽場的控制，並以鹽船南運，換購糧食北歸，同時另組商船，遠下南洋、西洋販運貿易。綜觀天下，但凡擁有沿海靠水之地利的諸侯梟雄，皆大力編練水師，開設船行，添置商船，依靠與海外的貿易籌措鉅額的軍資戰費，而處於內陸的湖廣軍、橫天軍，甚至白衣軍，也都不同程度的參與到對海外的貿易，譬如湖廣巡撫劉國能麾下的‘湖廣軍’，就依靠著長江、湘江、漢江等水道便利，同時與西北、南直、嶺南、廣西等處通商貿易，同時湖廣也有自己的海商船行，只是沒有直接以湖廣巡撫衙門的名義出面而已。

比較起來，深處內陸邊陲的西北幕府，其治下原先雖然出塞遠行的商隊不少，但主要從事邊塞的互市貿易，西北商賈直接與外洋藩國通商貿易的商隊商社本來就很少（不多的幾家，還是雷瑾名下的商號產業，在江南以及海外的呂宋、麻剌甲、爪哇、安南、日本、朝鮮等處陸續以各種名義開設的分號或聯號），也只是在西北打通了南出緬國的出海通道之後，西北商賈與海外的通商貿易才逐漸蓬勃興盛起來，‘提督西南水師衙門’、‘南方巡洋海軍籌備衙門’、‘提督和爾木斯水師衙門’、‘提督黑海里海水師衙門’等水師先後設定，西北幕府隸下的水師也漸漸具備了相當之規模，當然距離雷瑾控扼南方海洋要津的遠略又還差得遠，目前也僅僅有能力控制海岸沿線的要害和一些重要港口而已，水師出海巡洋那就還是力不從心的了，甚至都不是雷瑾這一代人手上就可以達成的目標。

對於遼東、南直以及京師等處的新動向，雷瑾也細細的揣摩過，天下各處諸侯梟雄，紛紛建置完全屬於自家的水師和商船，顯然都有各自的苦衷和深慮。以京師和遼東而論，他們著力於編練水師、籌劃海運和海外貿易，除了力求少受制於海天盟之外，依靠商船海運從南方獲取糧食顯然也是非常現實而重要的考慮，以往在帝國承平時期，大運河漕運通暢，加上‘海禁’，京師、遼東所需糧食都可依靠運河漕運，但如今中原白衣軍縱橫江淮，時時威脅著大運河沿岸城鎮，漕運隨時有可能再次中斷，而在漕運中斷甚至可能長期癱瘓的情形下，京師不可能完全依賴京倉存糧和北直隸本地的糧產積儲度日，遼東鎮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倉儲存糧和遼東本地屯田的糧食收穫，都要從南方北運糧食中得到一些份額，才能彌補自身的糧食缺口。不管怎麼說，京師、遼東顯然都不可能漠視這一現實的危險，必然要做多手準備，尋求新的運糧途徑，確保南方糧食能夠穩定持續地輸送到北方就是必然的選擇之一，受制於人是上位當政者絕對不可以忍受的；而那些因漕運而肥，因漕運而升官或仰賴漕運、仰賴大運河以為生計的數百萬官紳士民，那些漕運上的多方利益群體在如此危急的大形勢下，也無力或者說無法‘名正言順’地出手阻撓海運。另外，海外貿易可能帶來的鉅額利得，在為海商豪族帶來巨利的同時，也必然成為一方當權柄政者籌措軍資戰費的重要手段，至於什麼‘義與利’孰輕孰重，什麼‘農與商’孰貴孰賤，皆不在考慮之列。南直隸雖然並不象京師、遼東那樣，在糧食上非常在意漕運中斷的危險，但軍資戰費的籌措也殊不容易，開闢海外貿易的財源，也是必然而自然的抉擇。

逐鹿天下，不是光會用兵征戰就可以席捲天下的，錢糧就是命根子，誰都不能免俗，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