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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他這個外來和尚自恃有真經在手,毫無顧忌。他平視他們,甚至對他們指指點點,他在陳濟棠的屬地工作,卻自成一統,因此讓陳懷恨在心;他要求蔣X介X石退位,因此也讓後者心懷憤恨。
1929年,年近70歲的唐紹儀就任廣東省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他表示要“將中山縣建設成為全國各縣的模範”。兩年後,他出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他四處化緣,修馬路,建醫院,把自家的花園改建成城市公園,對市民開放……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頭,然後讓民工接著幹。因為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唐紹儀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50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從一國總理到一縣縣長,他都做得有聲有色。在縣長任上,唐紹儀甚至一除舊時奢華習氣,比較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並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因此有“布衣縣長”之稱。但唐沒想過中國官場在惡化,1934年10月,陳濟棠透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以索餉為名發動譁變,包圍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職。
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由香港還居上海,他的政治聲望使得他被視為“以華制華”傀儡的最佳選擇。據說日本方面計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X介X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務如谷正之、土X肥X原X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於是唐紹儀將要出任偽職之說不脛而走,透過各種渠道流傳散播。國民政府派人勸說唐離開是非之地,唐的態度曖昧不明,加上X介X石對他的獨立超然姿態早有忌恨,因此決定由國民政府軍統派員刺殺唐,這樣既能威懾異己,又斷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被國民政府特務刺殺身亡。10月5日,蔣XX介X石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等人名義,特地頒佈《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唐氏生平事蹟“宣付國史”。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後來的臺灣地區雜誌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說:“因唐已定意做漢奸,故予處決。”而留在大陸的軍統骨幹沈醉認為,刺唐是軍統奉命行事,實屬“誤殺”。對於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因為這些原因,這位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理至今不為大眾所知並紀念。他的人格光環也因洋派而失去可親、可界定之可能,我們今天也似乎難以理解他的心路歷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舊官僚、守舊派、政客等來形容他顯然是不夠的。因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等多朝為官,有的歷史學家甚至直指他為“風派”,這顯然也是對他的誤讀。不誇張的說,唐紹儀是中西文明交匯後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著至今中國人難得的現代精神。
跟唐紹儀關係密切的葉恭綽曾回憶說,唐紹儀“有勸人退位之習慣,以為政治家無身臨絕境之理,退可復進。故勸清帝退位,勸袁退位,勸段退位,又勸蔣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餘皆不聽其言,蔣尤誤會,以及幹禍”。這種政治人格,不僅當時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國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歷史學家甚至稱他為魏延式人物,腦後有反骨。實際上,把唐紹儀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無論他勸政治人物退位,還是他從總理之尊屈身為一縣之長,都是再正常不過的。
因此,我們說,這個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理是最具有現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輕過,也有過所有人都會有的正常慾望。比如,他年輕時在個人操守上不太謹慎,《申報》就曾報道說,唐紹儀在擔任副部長時,嫌工資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報》評價其“實不外拜金主義也”。以至於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讀馬吉樟彈劾他,說他在擔任郵傳部左侍郎時,“所用垂參,皆其同鄉親戚,以賄而行,諮調司員,亦多以賄成者”。當時的報紙也報道說,唐紹儀出任郵傳部尚書後,“日食非百金不樂,一切舉動,皆摹仿西洋豪華,非中國諸王大臣所可及。惟對於部中司員異常刻薄,聞近日又有裁員減薪之舉,郵部之司員無不怨形於色。夫減之誠是,然唐自待亦太過也”。時人也記載說唐紹儀“廣交遊,善揮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猶雲無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鐵治郎的記載乾脆說:“唐本驕奢淫佚,無利不為。”
但這個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並非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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