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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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鈞把講武堂交給堂長夏之麒辦。夏堂長是浙江X青田人，他與吳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曾任江西陸軍小學監督，為人很好，我們同學發生什麼風潮，鬧什麼糾紛，別人解決不了，他一出來便可以解決。二次革命失敗後，夏亡命赴日，與陳英士等在一起，是陳英士十八弟兄之一，後來回到上海策動反袁，被袁氏爪牙暗殺，還比陳英士早死幾天。

民國2年7月我們在講武堂畢業，這時局面已很緊張了，不久便發生二次革命，我們講武堂很多畢業生都參加這次反袁行動。

民國2年，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使gmd與袁世凱的衝突白熱化，局面很緊張，gmd加緊反袁活動。其時有一江蘇籍的gmd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說客，鼓動反袁，江西當局招待他，請他到處演講。有人問他：“拿江西這點兵力，怎能DD袁世凱呢？”他回答：“你沒有讀革命歷史，法國大革命時，老百姓是拿棍子來革命的。”口才甚佳，頗具煽動性。是年6月9日袁世凱免掉李烈鈞的江西都督，不久又免掉胡漢民的廣東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gmd都督因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職，而gmd已決定討袁，不久湖口起義，二次革命爆發。

二次革命前，江西陸軍有兩師，第一師師長歐陽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駐南昌，第二師師長劉世鈞（江西撫州人）駐九江。李烈鈞被免職，袁氏即令歐陽武任江西護軍使，是以李無法在南昌發動，轉到湖口來組織“討袁軍”，希望起義後劉世鈞會在九江響應。湖口軍隊很少，李組“討袁軍”，無論正規陸軍、雜牌軍都在羅致之列，而主要組成分子竟是水上警察。

江西在清末有舊式水師巡弋於鄱陽湖及內河，民國以後改為水上警察，這些水上警察駕駛舊式炮船往來巡防，每船裝土炮一門，人員除一船長一正目外，另有12人，攜有槍械。李烈鈞組織討袁軍是槍械、糧餉、兵員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槍械、有糧餉、有兵員，而且水上警察總監蔡銳靈是共進會要員，可以呼叫他的部屬。李烈鈞設法從每一炮船上調來8名，共調來一千多人，分為三營，稱為“調練團”。調練團在6月底（陰曆5月間）成立，我在這時也到湖口來參加調練團，被派為第二營營附。

調練團剛成立時團長是餘徽照，第二營營長是何猶興（留日）。

7月12日，湖口正式舉義，那位能說善道的何子奇做了湖口守備軍司令，鄧文輝做副司令，調練團團長換了蔡梓華（湖南人）。我們調練團防守湖口對岸地區，團部設在回峰坑，第一營守桃花山、第二營在第一營右側，第三營守江邊。起事後我們滿希望九江方面響應，沒有想到劉世鈞動搖了，據說他拿了袁的二十萬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陳廷訓也動搖了，在江西策應的就只剩德安方面林虎所帶的桂軍了，因此討袁軍就顯得勢孤力單。而當袁世凱所派北軍第六師李純部登陸九江往南攻擊，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鎮抵抗一陣外，贛軍根本毫無抵抗。至於湖口方面北軍張敬堯部從新港登陸，我們調練團便首當其衝。

7月16日，袁世凱命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李純為左司令，王佔元為右司令。大約在7月20日左右，北軍張敬堯的一團人從新港方面向我們逼近，最初兩三天只是遠端射擊，從炮船上帶來的槍有九響槍和十三響槍，打一彈要抽一下彈簧，壞在子彈是鉛做的，有時打不出去。有的槍打了一二天，槍膛塞住了，板機扳不開，煩急之至。到了決戰那天，我們營長忽然害了瘧疾不能出來，我自告奮勇帶領全營作戰，整整打了一天，無所謂害怕了，揹著槍跑來跑去指揮。打到下午，敵人打著赤膊拿槍向我方衝鋒，我們營裡一個護兵名叫凌則安（丹陽人，40多歲的老營兵）對我說：“趕快退，不得了，桃花山都被佔了，團長叫退了。”我說：“有沒有命令？”他說：“失掉聯絡了，快退。”我看敵方紅旗反而從左後方逼來，我方死傷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疇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邊才發現第三營早退了。我太年輕，不知厲害，桃花山一失，第三營一退，我這營突出孤立在前線，實在十分危險，幸虧凌則安勸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連連長盧鐵公重傷倒在地上，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停下來要帶他走，凌則安說：“不可以，退不了。”我不願見死不救，堅持要帶他走，凌則安只好和另外一個衛兵幫助我扶著盧鐵公一起退。這樣一來，四個人目標很大，敵人的機關槍集中向我們射擊，可是我們一點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終於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則安受了傷，和盧鐵公一起送醫，盧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