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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也失敗了,29日黃克強、章梓等鑑於大勢已去就離寧走滬,以後由一報界中人何海鳴,從8月起在南京自任為討袁軍總司令,竟支援到9月1日才被張勳攻陷。
討袁軍初動時,我率部進駐徐蚌,協同第三師(師長冷適)對袁軍作戰,不幸全域性既敗,我們亦無法獨存,我遂於12月間亡命日本。檢討此次失敗原因是:“準備不周,缺械缺餉。”而一些同志白白犧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黃克強的參謀長黃凱元,他的資格比朱爵森還老,是一個老革命黨人。討袁運動醞釀時,他活動江蘇軍隊,把百萬家產都拿出來充為軍費,討袁失敗後,錢收不回來,還被軍隊責罵,一氣之下到普陀山上削髮為僧,閉關面壁,後來就死在閉關的禪房裡。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通緝起事黨人,我亦在其中。我於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難的人太多了,這時想讀書沒有錢,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緝犯,帶錢的就藏起來不見人,有的窮得很,生活艱苦。我沒帶什麼錢,以後生活怎麼解決?當時確很煩惱,幸而到民國3年年初,有一位江蘇朋友陳陶遺介紹我到南洋群島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書,現在要到日本來,把他的教員職務讓我去接,我就在民國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員。
我到泗水後發現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陳炯明、傅鑫、朱遐九、吳雨霖),當然又免不了要聯合起來鼓吹革命了。這年年底我又有機會離開南洋回國加入滇軍,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後,我因此才能親自參與雲南起義,TF了洪憲帝制。
何成濬討袁失敗後,總理與黃克強先生暨同志中之鋒芒較露者,都流亡日本東京,餘亦與焉。國內議會解散,自治取消,民氣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黨人雖遠適異域,不能忘懷家國,再接再厲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敗而稍餒也。黃先生由日赴美,爭取國際友人,聯絡僑胞志士,而以與留滬同志共患難,伺機活動之責任屬於餘,大義所在,雖力不能勝,亦遵囑回滬,勉為其難。未幾陳英士先生亦回滬,彼此過從甚密,一切互相商討,歷時兩載,備嘗艱險。多數同志卷伏於危樓一角中,有求日食饅頭一枚、開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惡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終者,在此恐怖惡劣環境下,與北洋軍閥惡勢力作殊死鬥,英士先生屢率黨眾攻打上海製造局,前仆後繼,犧牲慘重,終以策動變亂過急,誤受鴻運公司之誘惑,致為軍閥惡探所暗算,慘遭殺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沒,至今思之,有餘痛焉。袁世凱多行不義,終至眾叛親離,憂憤以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函邀黃先生入京,黃囑餘先往察看情形,餘目睹大權操在軍閥,約法等於廢紙,知不可為,迅即離京。未幾,大借款案發生,國會再被解散,政象日趨敗壞。黃先生蒿目時艱,憂心如焚,致患腦溢血逝於滬上。人之雲亡,邦國殄瘁,不僅餘一人之私慟已也。
馬超俊二次革命後,鄭汝成在上海通緝黨人,株連甚廣,很多親友,因怕遭受牽累,謝絕往還。我跟二三位同志,沒有固定住所,身邊又沒有錢,也無法離開上海,白天則蒙首蓋面,繞行僻巷,夜間則冒充日人,偷坐黃埔公園,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橋小客棧,或往蘇州惟盈飯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數月之久,後得友人林佐治介紹,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廣東經紀代理人,藉此作掩護,於民國2年冬回到廣州。
到廣州後,集資開辦惠民織造公司於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貞優秀同志,從事秘密活動。當時龍濟光督粵,偵探局長曹鼎鍾以殘害本黨同志著稱,我派同志衛一新、鄧耀權、趙卓慶滲入該局充當眼線,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國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殺龍濟光的統領馬存發(雲南人,所謂四大天王之一)於天字碼頭南園酒家門前。定邦行刺後,安然逃脫,龍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鄧耀權,嚴刑拷問,並派軍警於深夜至西關我住所的親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曉步行至佛山,轉乘廣三路車至河口,再搭英商德慶輪往梧州,從梧州折返香港。民國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陽後,鄧文輝等也到鄱陽,還有一個衛兵營營長歐陽盾,和第二營營長何猶興都來了,我看何猶興並沒有病,與袁軍決戰那天說不定是裝病。鄧文輝將潰兵集合,共約150人左右,並宣佈他的新計劃,他說:“我和駐在贛南的第四旅旅長蔡森是好朋友,我們去贛州。”贛州是鄰近廣東的重鎮,我們雖然失敗了,料想廣東總會在討袁軍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馬隊排長,南昌起義時最先率眾入城,升到團長、旅長,現在又做了贛州鎮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應該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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