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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陽還五湯更屬創舉，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唐容川的《血證論》是論述血證的專著，對血證的認識進一步深入，並提出治血證四大要法，對後世影響較大。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醫學傳人我國，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醫學的發展，中西匯通派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舊中國統治階級的導向錯誤，不能正確引導中西兩種醫學取長補短，相互為用，反而企圖扼殺中醫，嚴重阻礙了中醫學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後，繼承發揚中醫學的工作不斷取得新進展。中醫院校和中醫醫院的建立，使內科學同其他各學科一樣，取得日新月異的發展。《中醫內科學》統編教材的幾次修訂和使用，一些中醫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體會，著書立說，如秦伯未的《謙齋醫學講稿》、蒲輔周的《醫案》、《醫話》，任應秋的《論醫集》都有一定的見解和發揮。1983年的“衡陽會議”和1985年的“合肥會議”對振興中醫起了巨大推動作用，特別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衛生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指出：“要把中醫和西醫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醫藥學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所獨具的特點和優勢，中醫不能丟，必須儲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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