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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全完了!

“誰能擋的住黃浩然的99師呢?誰能。。。。。。?”

見眾軍官沒有答話,稻葉四郎中將開始一遍遍的重複這個問題,他的聲音越來越小,音調也越來越低,在重複了五六遍之後,居然連聲音都有些發不出來了。

這是怎樣的一種絕望啊!要知道現在第6師團可還有著一萬多能戰之兵,主將卻顯露出了這樣頹廢的精神,實在是皇軍陸軍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幕了!

更可怕的是,面對稻葉四郎中將這種極度失態的表現,師團部裡面的一眾日軍軍官居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話,而是都拼命的將頭往下低,這分明就是認命了的態度。

想想從建軍到現在,熊本師團何時如此悲慘過?

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人,支那名將黃浩然!那個給日本陸軍留下了無數傷痛的男人!

參謀長重田重德大佐知道他必須站出來給軍官們鼓勁,否則的話,還沒有遭到黃浩然部的致命打擊,恐怕第6師團這座堡壘就要從內部被擊垮了!

“師團長!請不要氣餒!其實我們還是有希望的!我們。。。我們還有決勝瓦斯!”

聽到‘決勝瓦斯‘這四個字,稻葉四郎的眼中一亮,不過隨即又暗了下去。

所謂的‘決勝瓦斯‘,其實就是根據1938年日軍大本營指令而使用的名為‘赤筒‘的新型毒氣,由於在侵華戰鬥中‘表現優異‘,這種新型毒氣被日軍前線作戰部隊高度評價為‘決勝瓦斯‘。

日軍使用毒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早在1918年,日軍就在陸軍兵器局中秘密設定了‘臨時毒瓦斯委員會‘,開始了對毒氣及其作戰使用的統籌規劃、研究指導和生產協調。

在一戰期間歐洲戰場出現毒氣戰戰例之後,有所謂‘毒氣之父‘之稱的日本陸軍炮兵中佐久村種樹便迫不及待地親赴實地調查、瞭解,並在考察基礎上,綜合已有研究結果向日軍高層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表示,日本的化學武器研究水平已大大落後於歐美,為此明確建議,‘將來在戰爭中取勝的要訣之一,在於奇襲性的科學戰。若此種對抗手段遲一天,即可能損失數萬乃到數十萬同胞。製造毒氣,是當前緊要的課題。‘

毒氣戰這一大規模殺傷性手段正合急欲大肆擴張侵略的日本戰爭決策層的需要,久村種樹的建議得到了充分肯定並迅速開始調撥專項經費,並組織力量開始實戰性的研究、生產和訓練準備。

從1931年開始至1937年抗戰爆發,短短數年間,芥子氣、路易氏氣、光氣、苯基氰化砒素、溴化苯基、氯化乙酮等各具特性的毒氣品種便紛紛問世,與之配套的毒氣武器如各型毒氣筒、毒氣炮彈、毒氣炸彈以及安裝在裝甲戰車或飛機上的毒劑撒佈器等也相繼研發成功。

由於毒氣戰是一項技術性強、要求較高的新式作戰手段,需要大批使用和保障性人員,為此,所以日軍不惜工本,於1933年在千葉縣成立了陸軍習志野學校,這是一所專業性的毒氣戰人員培訓基地,系‘對日本全陸軍進行化學戰教育的機構‘,主要培養基層軍官和軍士,根據日本陸軍陸軍參謀總長與教育總監之間來往檔案發現,該校的任務被指定為‘培養化學部隊骨幹力量及各部隊化學戰軍官‘。這所陸軍習志野學校畢業的學員中絕大部分受命奔赴中國戰場,成為野蠻屠殺中國軍民的儈子手。

就這樣,在日本大本營的大力支援下,彷彿一夜之間日本一躍成為當時世界上的毒氣戰大國,無論是技術水平、專門人才還是軍隊編制中的作戰力量等皆居一流。

抗戰爆發以後,無論是淞滬會戰、太原會戰還是徐州會戰,日軍都多次不顧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悍然對我抗敵軍民使用催淚瓦斯以及嘔吐性毒氣‘赤劑‘等毒性更強的毒氣型別。

當武漢會戰爆發時,經過總結在中國戰場上屢次實戰得到的所謂‘經驗和教訓‘,日軍在制定會戰中的毒氣使用作戰方案時,顯得異常狠毒和更加兇殘,特別是將之前分散使用、臨機使用毒氣的一貫性作戰方式,調整為將毒氣作為一種重要的突擊性手段,而強調要預有計劃地、大規模集中地在重要作戰方向上使用,以協助其他作戰部隊迅速開啟局面,快速推動戰局發展。

根據新的作戰方針,日軍更加慘無人道的毒氣戰針對保衛大武漢的中國軍民大規模展開了。據戰後統計,日軍共在會戰中使用32000多個毒氣筒、發射毒氣炮彈9000餘發,發動毒氣攻擊高達370多次。按照日軍的說法,‘百分之八十的毒氣襲擊都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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