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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的討論會,王逸少、郭超仁一改之前的看法,贊同鄒敏提出的“圍堰發掘”方式。 匡有為對師徒倆的態度轉變頗為好奇,但並未在會場細問。 最終,在說服小部分代表之後,匡有為終於拍板:圍堰發掘“長江口四號”,並展開“實驗室考古”。 有個先前持反對意見的代表提出一個質疑:在我國範圍內,只有“張獻忠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專案”成功採用了“圍堰發掘”的方式。也就是說,這種方式還不夠成熟。如果非得如此,還需向國外學習技術。 匡有為略加思忖,應道:“這個不難辦。我們可以向‘張獻忠沉銀遺址’的負責人學習。” 散會後,匡有為以私人名義請王逸少、郭超仁吃飯。師徒倆也不好推拒。 吃飯時,問及王逸少、郭超仁態度轉變之因,王逸少便如實告知。 匡有為不無感慨之意:“趙所果然是定海神針啊!實不相瞞,昨天我也諮詢過他老人家。” 又吃了一會兒酒菜,匡有為說:“對了,昨天趙所也提了一件事,他推薦你繼任所長,我覺得也很合適。” 得到大領導的認可,王逸少膽氣也壯了幾分,像立軍令狀一樣回道:“定不負匡局、趙所的信任!” 在回考古所的路上,郭超仁一邊開車,一邊聽王逸少絮叨,說的淨是當年“張獻忠沉銀遺址”專案的事。 這個專案,郭超仁也重點關注過,很多細節都記得比較清楚。 在過去,曾流傳著“江口沉銀”的傳說,傳說,公元1646年,肅親王豪格帶領清軍攻打成都。張獻忠無力相抗,便攜著金銀財寶,和數十萬軍民沿江撤退。 到了彭山江口,張獻忠遇到明將楊展的火攻。張獻忠敗局已定,不想那所攜之寶成為別人的囊中之物,便將其沉入江中。 傳說裡,還對這批金銀財寶的數量加以渲染,說有1000船之多,“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能識破,買盡成都府”的民謠,也流傳至今,引人遐想。 因為以前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更沒有水下考古學,很多人對這段傳說持懷疑態度。 誰曾想,因為有了考古學的科學探索,有一天,傳說被證實為歷史。 2016年至2021年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單位,對江口明末戰場遺址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萬事開頭難”這句話,用來形容“張獻忠沉銀遺址”專案的開頭,再合適不過。 由於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所在的河道,長2公里,寬500米,遺址面積約有100萬平方米,所以在考古發掘的開始,對文物富集區進行精準劃定,成了一個大難題。 畢竟,幾百年過去了,在工業生產飛速發展的當代,河流中積聚了不少金屬垃圾,常規的金屬探測儀器,勢必會受到強烈的干擾,很難判斷出沉銀的具體位置。 換句話說,若按傳統的調查方法,考古團隊只能得出大致埋藏區域,很難對其精準定位。 所以,方法不能常規,手段必須改進。在高新技術的加持下,考古團隊採用了電阻率成像技術、高精度磁法等地球物理探測手段,對相關河道做了一遍篩查。 考古團隊先透過3D模型,摸清砂石下的河道情況;再透過水力學試驗,得出文物被沖刷後產生位移的規律,並以此規律來對文物富集區進行精準劃定,繪製出一幅3D寶藏圖。 遺址範圍和重點發掘區域搜尋範圍,最終集中在70萬平方米內,後期工作也更好開展了。 但新的問題隨之而來。 且不說江水渾濁,水下能見度極低,單說岷江的水流速度,就夠喝一壺的。在這種水流速度下,考古隊員很難站穩,更不用說進行水下作業。 考古團隊反覆權衡之後,決定採用“圍堰發掘”的方式來進行考古發掘。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圍堰之後,便忙調動裝置抽乾發掘區內的江水。如此一來,水下考古變成了陸地考古,考古隊員不僅能站得穩,更能快速尋覓文物。 實際上,這種發掘方式早已有之,一般是利用砂石進行圍堰,在具體操作上,可借鑑水利設施的建設經驗,來規劃圍堰高度。 不過,它還從未用於大型專案,所以“張獻忠沉銀遺址”的考古團隊,使出這一招,也面臨著很多挑戰。 訊息一出,各方媒體都爭先報道,宣稱這是“國內首次利用圍堰,在內水水域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 車快開到考古所的時候,王逸少感慨叢生:“還是現代技術好啊!多學科協同科技考古,促成了多少成功案例!” “對啊,考古學科能發展到什麼方向,能開闢到什麼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現代科技。”郭超仁應道。 進了考古所,郭超仁先去停車,王逸少則徑直上了電梯,來到辦公室。 此時已是晚八點,下班時間早過了,但王逸少想把開會資料整理一下,就讓郭超仁先送他回考古所。 辦公室的桌上,安靜地躺著一封來自瑞士的函件,用的是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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