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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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才將他從地下轉移到了地上，分給他一間10平方米的宿舍。那一刻，重見天日的俞敏洪感動得熱淚盈眶，遂決定把一生都奉獻給北大，奉獻給人民教師這個光榮的職業。

“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課是在1985年，當時很緊張，過了一段時間，學生喜歡我了，因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認，自己喜歡學生，喜歡教書這個職業。望著純真的眼睛，渴盼的目光，他感到自己的價值得以體現，自己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在葫橋時，俞敏洪的快樂得益於生活的舒適，而現在，他的快樂更多地來源於學生們學業水平的提高。

俞敏洪沉浸在教書育人這個光榮使命的自豪和驕傲裡。他常常想起曹老師，這個在他生命轉折時期最重要的人，他們雖在不同的地方，卻做著同樣的事情。曹老師的教育觀和教學觀影響了他一生。“我覺得一個老師講課的魅力不在於是對知識的透徹講解，而在於指導學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過，即使當了老師，俞敏洪依然不善於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雖然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卻在教師群體裡沒有多少市場。他依然處在被邊緣化的地位。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開放之後第一輪出國潮高漲的時候，出國幾乎成了身價的標誌，成功的風向標。當俞敏洪還在為10平方米的宿舍興奮不已的時候，他為數不多的幾個好友卻早已嗅到了國門外美元所散發出來的誘人氣息。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周圍的朋友們都失蹤了，最後接到他們從海外發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已經登陸北美。”俞敏洪回憶道。

222年的工資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終於結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蠟燭的幫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撲上去”，終於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學生活勉勉強強畫上了一個遲來的句號。

“一個女人結婚以後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進步，卻能把一個男人弄得很進步或很失敗。”在老婆大人整日“窩囊廢”的呵斥聲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裡挑燈看三國”轉為夜戰TOEFL和GRE，並最終透過了TOEFL和GRE考試。雖然分數不算很高，但畢竟撬開了出國的一條希望的門縫。

然而，時機是他力，並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為出國而奮鬥時，出於對當時政治環境等種種因素的考慮，美國一改前幾年的做法，對中國採取了緊縮留學政策。此後的兩年裡，中國赴美留學人數大減，俞敏洪出國的希望變得渺茫起來。

經歷過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習慣失敗的滋味，他決心再次發揮堅忍不拔、鐵杵磨成針的毅力。出國如同他從前遇到過所有的困難一樣，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堅定不移的意志，一點一點挪動它。

第二節　拳拳教師情：職業生涯（2）

俞敏洪原本以為自己至少能申請到一兩所學校的全額獎學金。“但美國教授一個個鷹眼犀利，一下子就看出來我是個濫竽充數的草包，連太平洋一個小小島嶼上的夏威夷大學，都對我不屑一顧。”俞敏洪自嘲地說。

1992年，俞敏洪終於等來了美國幾所大學的錄取單，但是基本上都沒有獎學金。在那個年代，美國大學的學費最低也得兩萬美元。按當時的匯率，兩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2萬元，對於俞敏洪北大任教每個月120元的工資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就算再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在美國讀書的四年學費也需要俞敏洪222年的工資，真可謂是“子子孫孫無窮盡也”。

不久之後，事情有了轉機，美國的一所二流大學答應給俞敏洪提供3/4的獎學金。雖然大部分學費是有著落了，但剩餘的1/4的學費（5000美元）要靠他微薄的月薪支付，還是難以支撐。一介布衣，充其量就是比別人多掌握了一門語言，除了販賣知識，俞敏洪還能怎麼籌錢？

於是俞敏洪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辦託福班，掙出國的學費。

此時，中國的出國大軍如決堤之海，洶湧而起。隨之而來的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北京街頭的各式TOEFL和GRE培訓班。走投無路但卻心思活絡的俞敏洪把眼睛盯在了校外培訓上，他和其他三個同學在校外培訓班代起了課，打起了小工，一節課30元，十節課就是300元。

在當時，很多很小的補習培訓班都因為請了諸如俞敏洪這樣的北大英語講師打起了“北大”的旗號，俞敏洪自己也摻和在裡面。但北大自然以聲譽為重，對這類做法一律明令禁止，並且給俞敏洪下了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