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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臺詩案發生在1079年,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事件。

蘇軾在這一事件中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經歷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時刻。

烏臺詩案不僅涉及蘇軾,還牽連了包括他的弟弟蘇轍在內的許多其他文人。

蘇軾最終被判流放黃州。

這一事件嚴重打擊了他的政治生涯。

也體現了文學作品在政治鬥爭中的影響力。

《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是自張衡後在正史中第二個有傳的科學家。

沈括自幼家貧,三十一歲才考中進士。

入仕之後便被榮華富貴所眩惑,竭力營謀進用。

蘇軾是北宋文壇赫赫有名的人物,沈括對他心存嫉妒卻無法超越其地位。

於是他利用自己與蘇軾的交往,收集了蘇軾的一些詩作,將其逐首加以箋註,附在察訪報告裡,籤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別有用心地指控蘇軾詩中諷刺朝政,為後來臺諫官攻擊蘇軾提供了“工具”。

宋初,為了鼓勵言諫,臺諫官由皇帝親自選拔。

因此臺諫官地位較高,可以隨時彈劾執政,久而久之,便成為毫無統馭的群體。

北宋時期的新舊黨派之爭非常激烈,以王安石為首的新政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不斷博弈。

當時的保守派中,司馬光正在洛陽閉門撰寫《資治通鑑》。

而王安石曾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團。

加上沈括“譏訕朝政”的老辦法可以故伎重演。

於是以李定為首的臺諫官,為了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鞏固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有計劃地結夥陷害蘇軾。

宋神宗接連收到了臺諫們對蘇軾的“控”狀,這場出生入死的文字獄便如火如荼地燒了起來。

1079年6月27日。

監察御史何正臣首先發難。

上札論蘇軾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接著是監察御史的舒亶。

進札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

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這一段與何正臣互為呼應,以期激怒神宗,陷蘇軾於“大不敬”的殺頭之罪,用心非常狠毒。

緊接著是權御史中丞李定。

7月2日。

上札列數蘇軾四大罪狀,句句緊扣著蘇軾怨望和謗訕的物件都是皇帝,富有挑撥性。

神宗果然被激怒了,下旨道:“送御史臺根勘聞奏。”

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馳驛趕往湖州,逮捕蘇軾到案。

蘇軾5月20日剛到湖州上任,7月28日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在任僅兩個月又八天。

逮捕當日。

皇甫僎帶了兩個臺卒直接闖進州衙,秉笏立於庭下,兩個臺卒左右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

全衙人心惶惶,蘇軾是個文人,也沒見過這種陣仗。

直到看到皇甫僎帶來的臺牒,發現只是尋常的追攝行遣,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樣威嚇他們。

蘇軾被綁了繩子帶出郡署門,家人號泣跟了出來。

據說當時“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很是淒涼。

蘇軾的妻子王夫人帶著一家二十餘口,前往南都蘇轍家寄寓,蘇軾身邊只有長子蘇邁跟隨。

8月18日,始入臺獄。

據說御史臺的監獄非常狹小逼仄。

蘇軾自己記述(《曉至巴河口迎子由》詩),住在裡面,一舉手,一投足,就會碰上陰溼粗硬的牆壁。

仰起頭來,屋頂上開的一個天窗,還不到一片席子大,整個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

這位名滿天下的詩人,就蜷縮在這個不見天日的井底,生死未卜。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等待別人宰割。

蘇軾八月十八入獄,二十日開始問案。

蘇軾初供:“除《山村五絕》外,其餘文字,並無干涉時事。”

勘狀指責他“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

於是御史臺就移文有關地方的政府機構,向各關係人問證。

在這樣嚴厲的逼供情況下,即使片言只紙,也都一一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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