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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改善治安一方面是要靠加大武力清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則是要靠經濟的發展,也就是既要提高盜匪的犯罪成本,又要讓他們走正路更有價效比,如此一來那些半民半匪的存在,自然就傾向於向“民”轉化了。
而朱雄英想的更深了一層,根據他看到的史料,近代西方在大航海時代的早期,也是因為這種因素,發展起了保險業最初是因為在航行時很容易遇到風浪或者海盜,需要扔掉貨物減輕船體重量才能安全航行或快速逃跑,而在扔掉貨物的時候容易發生分歧,扔掉誰的貨物都不公平,於是有人提議,不管扔掉誰的貨物,都由大家分擔損失,這就是一開始的財產險。
而後來有了非洲到美洲的勞動力運輸以後,這些勞動力也被視為財產,故此也納入了海上貨運體系,有了這個玩法後,船主和船員也進入了這個保障體系,乃至乘客也開始普遍購買用來保障人身安全,而隨著投保需求數量龐大、型別豐富,也促使了保險行業的規範化。
現在是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而在1435年《巴塞羅那法典》就將頒佈,成為最早的海上保險法典,到了西班牙人縱橫大洋的時代,也就是1563年,西班牙的《安特衛普保險法》,就詳細地規定了海上保險辦法和保單格式,讓保險制度逐步走向成熟,隨後保險商會將在各國成立,登記專營海上保險業務。
而不管是開展工業還是商業,交通運輸安全都是必備條件,要是運輸安全無法保證,那麼生產或者運輸多少貨物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一旦能夠保證基本的貨物運輸安全,那麼整個大明的毛細血管網路都將煥發起來,到了那時候,輔之以保險業的發展,就能徹底打造出近代貿易網路的雛形。
再加上交通運輸工具的革新,到時候的大明,就像是氣血淤堵的人開始疏通經絡逐漸完成血液迴圈了一樣,才能夠變得身強體健行動自如。
朱雄英點了點頭:“這個建議很有道理,本王會向陛下反映此事,爭取加強水路的安全,不過也需要船幫的配合。”
這裡的配合,指的自然是資訊共享。
畢竟沒有資訊共享,就很難做到精準打擊,那樣的話按照對地方官府的瞭解,一定是大張旗鼓出動,把賊人全都驚走,然後武裝遊行一圈回來聲稱地方已經靖平,而等風聲漸匿,匪患又會重新冒出頭來影響交通治安。
但如果能做到精準打擊,那麼把最囂張的匪徒統統殺雞儆猴,剩下的意識到了這行不好乾,可能會極大機率掉腦袋,風險遠大於收益自然就會回去種地或者改行幹別的,如此一來,即便再有匪徒零星作案也不成氣候了。
“那是自然。”陳震說道,“我們船幫在水路上行走,對各地的情況還算是瞭解,只要朝廷需要,隨時可以提供情報和協助。”
朱雄英微微一笑:“如此甚好,定能保水路平安。”
談話間,又有會首提起了水路運輸的稅費問題,他們表示,雖然水路運輸利潤可觀,但稅費也相對較高,希望能得到一些減免。
這就有些是基於自身立場的一廂情願了,畢竟稅費這種東西是一個很難衡量好中間點的尺度,雖然並非收的越多越好,有時候收的少了反而會促進貿易的繁榮,繼而收取到更多總數的稅費,但稅費過少同樣也不是什麼好事,對於大明來講,流通成本不是越低越好,各地方的稅卡同樣要去保證地方的財政收入。
不過不管怎樣,像是湘軍等地方團練武裝在太平天國時期那種猛猛收厘金,讓所有通行者十里地交八次錢的行為,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朱雄英聽後沉思片刻說道:“稅費問題確實是個大問題,但此事涉及朝廷財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不過,本王可以向陛下反映各位的訴求,爭取為水路運輸行業爭取一些優惠政策。”
眾會首聽後紛紛表示感謝,他們知道,朱雄英作為皇室成員,能夠為他們這些地位低賤的人說話已經是非常難得了,至於有沒有後續,他們也沒指望。
在這些人喝醉之前,酒宴也結束了,眾會首紛紛離船後,朱雄英和李景隆站在船頭,目送著他們的船隻漸行漸遠,直到消失無蹤。
“今日之會,收穫頗豐。”朱雄英感嘆道,“水路運輸比陸路便捷無數倍,更何況整個長江中下游乃至淮河流域,都是水網密佈,交通主要依賴水路運輸,若是能整頓好,那以後各行各業都能有所發展。”
李景隆凝視著他問道:“那雄英到底打算做到什麼程度?”
說實話,李景隆有點看不懂眼前這個人,他跟所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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