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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是不可信任的,是貪婪無恥的,再怎麼籠絡對國家也沒有益處。
劉禪自然也是這麼想的。
所謂士族,都是國之蠹蟲,進步性太少,基本上都是負面的。
在玄武門之變中,大部分的高門大閥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支援李世民的只是部分中小門閥。
李世民也不會像楊廣那樣強行瞎搞,隋朝滅亡的前車之鑑不能不引以為戒。
藉著勘定《氏族志》機會對門閥士族的地位進行調整,削弱這些高門大閥的力量,瓦解他們的政治同盟,降低他們對國家的影響力,這便是李世民採取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操作這個的人選上,李世民選擇了高士廉,是經過精心考慮的。
高士廉出身渤海高氏,即是門閥士族之一,卻又有著獨特的政治地位。他是北齊皇族的後人,祖父是清河王高嶽,父親是隋朝的洮州刺史高勱,這讓他與山東門閥集團有著良好的關係。
雖然不是五姓七宗之一,但渤海高氏也有天下高氏出渤海之稱,所以在門閥集團中極有號召力。
高士廉還是長孫皇后的舅父,在長孫無忌和長孫皇后落難時將其撫養長大,所以在皇室和關隴貴族中有著特殊的政治地位。
讓高士廉主持勘定《氏族志》能夠同時兼顧皇族、關隴貴族和山東士族的人際關係,減少其中的矛盾衝突。
除了高士廉以外,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字、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也加入到了勘定《氏族志》的行列之中。
其中韋挺出身於京兆韋氏,是關隴貴族的代表。令狐德棻世代為河內世家,是代北士族中的貴戚。岑文字世代為南朝官宦世家,他本人還當過蕭銑的中書侍郎,與江南士族的關係極好。
李世民以這樣的陣容來勘定《氏族志》,可見他對這項工作的重視。
第一次勘定結束後,李世民非常不滿意,因為博陵崔氏的崔民幹被排到了第一,崔氏也就成了天下第一家。
崔氏在五姓七宗中佔據兩宗,博陵崔氏與清河崔氏常常輪流出現在魏晉南北朝的第一家的位置。
高士廉等人的排名其實並沒有大問題,是延續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
但這對於李世民來說是無用的,因為他的目的不是給這些門閥士族重新認定品級,而是為了改變唐朝朝廷的政治格局,打破門閥士族對朝廷政治和國家資源的壟斷。
崔民幹被排到第一,是高士廉等人依據魏晉南北朝的傳統定下來的。
崔民幹出身博陵崔氏,又是李淵稱帝的從龍之臣,同時受到山東世家和關隴貴族的支援。
他在治理宋州和幽州時政績卓著,被加封了上柱國、博陵郡開國公。
以他個人的政績和政治地位,再加上博陵崔氏在五姓七宗中的地位,被列為第一等是毫無問題的。
但如果按照這個排名,唐朝將延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格局,國家的選官和權力分配會繼續被各大門閥士族控制。
長期以往唐朝必然會步隋朝的後塵,在門閥士族的爭權奪利中逐漸的走向滅亡。
因此李世民讓他們重新勘定《氏族志》,並且規定了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門閥士族被列入第三等。
李世民對《氏族志》的修訂,看似繼承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實際上卻打破了門閥士族對國家的壟斷。
按照魏晉南北朝的傳統,對於門閥士族品級的認定,關係到官員的選擇和權力的分配,直接影響到國家資源的分配。
那時候列入門閥士族的,都是多人在朝廷做官的大家族,所以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說法。
李世民將皇族抬高為第一等,不僅僅是為李唐皇族爭了面子,也是爭取了更多的國家資源。
他將外戚放在第二等,目的就是給李唐皇族拉盟友。
門閥士族之間關係盤庚錯節,幾百年的通婚後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李唐皇族只是隴西李氏的的一支,想要力壓各大門閥必須要有充足的資源。
這些資源本就掌握在各大門閥手中,李世民拉攏盟友便是強化李唐皇族對國家的控制力。
而各家門閥為了提高自己的品級,也會積極向皇族靠攏,希望成為皇家外戚。
如此一來,李唐皇族的控制力不僅增加,也削弱了門閥士族之間的聯絡。
為了爭奪外戚第二等的位置,門閥集團內部必然有一番爭鬥,這也達到了李世民想要的內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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