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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儒家和百家的爭論，卻始終沒有停歇過。早期跟儒術一起並稱的是道家黃老之術，也稱無為之道，但魏晉以後漸漸證明此道不適合治國，又有法家脫穎而出，以半融入儒家的方式，成為了治國者的另一選擇。但這之間所存在的衝突，卻也始終都是存在的。法家講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本身就是對儒家倫理綱常、君臣父子的一種衝擊。所以歷朝歷代都會修法典，可是實際運用之中，很多條款幾乎等於廢棄，大部分官員斷案時的依據不是律法，而是倫理道德。翻開歷代刑案記錄，會發現有些判決實在是荒唐至極，卻被奉為典範。因為這個，古往今來的變法者，有好下場的沒幾個。李定宸若真要修改法度，擋在他面前的阻礙恐怕會比之前所有經歷過的更甚。不是某個人，不是某一種勢力，而是這天下已經成型了的、深入人心的觀念和道德。也就難怪他什麼都不說，一頭扎進書裡。想來這其間的難度，他也是心知肚明的。越羅沒有發現也就罷了，既然已經知道了，便少不得要跟李定宸交流一番，確定他到底下了多大的決心。而李定宸聽了她的擔憂之後，便笑道，“阿羅放心，朕心裡有數。”如果真的要完全推行法家，那麼第一個要變革的，只怕就是他這個皇帝。然後就是龐大的、盤根錯節的官吏和士紳階層。李定宸早不是那個做事只憑著一腔衝動的人，自然知道這很有可能動搖大秦的根基，短時間內難以做到。但他還是決定要做這件事，也是有緣故的。“只是想在現行律法的基礎上做一些修改，”他對越羅道，“世間之法，有特別之法，也有常法。非常之時行非常之法，乃是迫不得已。然而一旦開了口，人人都冀望於此，原本的法度自然也就作廢了。若上位者不修己身，朝令夕改，則容易讓人不知所措。因而朕只是想建立長久可行的常法，傳給子孫後代。”所以他的打算，只是在現有的框架之中儘量的調整。這樣一來，難度就大大降低了。越羅雖然不想給他潑冷水，但還是道，“想來歷朝歷代，編修典籍的時候，想的都是一個道理。只是再好的規矩，若無人執行，也就漸漸廢棄了。”這一點李定宸顯然也想到了，他點頭道，“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將這些法律推廣開去，叫所有人都知曉。如今律法幾乎廢棄，無非是因為百姓都不知曉。若能使之深入人心，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般人人皆知，想來也就能長久流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