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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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中午他則在牆上掛著一面萬字旗的休息室進餐，這時他就口若懸河地大講特講。所以當希特勒在這所看守監獄（這種監獄中的犯人名譽不受影響）中“服刑”結束時，獄中的大多數工作人員都變成了忠實篤信的納粹主義分子。

希特勒在監獄呆的這8個月，向自願追隨他來監獄的魯道夫·赫斯口述了他的著作——《我的奮鬥》第一卷（第二卷於兩年後出籠）。這部著作既不是一本回憶錄，也不是一部體現希特勒世界觀的作品，實際上它是一個集國家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反對民主主義思潮於一體的大綜合。反猶主義是貫穿該書的一條主線。他認為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是優等人種，因此它有權征服和統治其他民族。該書的另一思想是鼓吹復仇主義。希特勒聲言必須撕毀凡爾賽和約，必須同德國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敵，——法國算賬。他聲言，和約所加給德國的恥辱和仇恨己深深地印入六千萬男女的心坎，變成了一片瀰漫的火焰。宣傳對外擴張是該書的又一主題。奪取生存空間，擴充領土，征服世界。他宣稱”將把目光投向東方的那個國家“，”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東西，就用拳頭來奪取。“希特勒還在書中攻擊議會民主制度，宣傳專制獨裁統治，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法西斯的理論。《我的奮鬥）一書被看作是法西斯的理論和行動的綱領，是納粹黨的聖經。它為希特勒塗上了一層迷人的色彩，迎合了當時廣泛存在於德國的憤懣情緒，因而在納粹政權時期它發行量很大，流傳極廣。

重建納粹黨

希特勒從啤酒館暴動的失敗中悟出了自己的道理：即不能透過政變去剝奪臺上統治者的權力，相反只有透過與他們的合作才能取得政權，要充分利用共和國憲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條件去攫取政權，剷除共和國。於是，在他出獄後的1925年1月4日，拜訪巴伐利亞總理，承認1923年的政變是一個錯誤，並保證今後一定循規蹈矩，遵紀守法，還答應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支援這位總理。邦總理遂由此產生一種印象：這頭兇猛的野獸現在被“馴服了”，人們可以鬆一下繃緊的弦了。這樣，在2月份，巴伐利亞政府就撤銷了對納粹黨及其機關報《人民觀察家報》的禁令。接著，2月26日《人民觀察家報》正式復刊。2月27日納粹黨正式重建，希特勒又獲得了獨裁元首的身份，但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演說，而且其他各邦也相繼效法。

這時的德國由於實行了貨幣改革，美元資本陸續流入。故而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國內政局趨向穩定。這對希特勒的納粹運動是十分不利的，這以後可以說納粹運動進入低潮。但希特勒並不為自己政黨的弱小而氣餒，他仍不屈不撓，不喪失希望和信心。他一方面利用這段不能公開講話的時期，專心致志地寫作《我的奮鬥》的最後部分，思考納粹黨和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充分施展自己的組織才幹，在納粹黨裡建立了一套錯綜複雜的黨內機構，它幾乎包括了德國政府所設定的各種部門。為了擴大影響，吸引更多的群眾，希特勒還陸續建立起一批群眾組織。希特勒事必躬親，過問黨的一切細小決定。就這樣，到了1928年，納粹黨逐漸變成了一個“擁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務能力的幹部的政黨”。而且納粹黨的信徒們都有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信念，把他們的元首視為眾望所歸的決策人物。只是由於這時沒有適宜的氣候，它的內部力量與自身團結尚未顯露鋒芒，因而普通被外界忽視罷了。此外，在經過了相當的困難之後，希特勒又把衝鋒隊改組成為一個擁有幾十萬隊員的武裝團體，其任務是保護納粹黨舉行的集會，搗亂其他政黨的集會和一般地恫嚇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而且為了使武裝團體更可靠，希特勒又建立了黨衛隊，並要求他們特別宣誓效忠他個人。

後門奪權

1929年10月末從華爾街開始的經濟恐慌迅速蔓延，導致了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德國的經濟是靠美國發展起來的，所以受害最大。企業倒閉，產銷蕭條，失業人數直線上升，最高時達600萬。這可給希特勒、戈培爾等人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他們稱經濟危機是“政府無能”的一個佐證，是政府接受凡爾賽和約和戰爭賠款及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共和國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希特勒公開宣佈，他歡迎這場經濟危機。他正可以利用它達到搞垮共和國的目的，而且他為此甘願去幹任何事情。不久，經濟危機就發展成為一場國家危機。由於經濟蕭條，國家稅收下降，相反失業救濟的支出卻迅速增加。1930年3月，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屆政府終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