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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拒絕聶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對這事是經過仔細權衡的:她要是同意結婚,勢必嚴重影響聶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會將很難生活。這在她是辦不到的。寧可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傷害,自己決不傷害他人,這是托爾斯泰筆下正面主人公的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瑪絲洛娃的為人之道。他們不願做這種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瑪絲洛娃也不願這樣做。
至於卡秋莎·瑪絲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瑪絲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服苦役,有個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棄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變得好過些,這是多麼可貴的感情西蒙松是個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瑪絲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們“都好得出奇,不僅以前從沒見過,簡直無法想象”。卡秋莎·瑪絲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們的思想和事業,但她知道他們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賴的。卡秋莎·瑪絲洛娃對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過對他的愛情。這種感情大大不同於她早年對聶赫留朵夫的迷戀。他們的結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瑪絲洛娃的冤屈不僅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托爾斯泰著墨的也絕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歡離合。他是以瑪絲洛娃的悲劇為中心,氣勢磅礴地描寫人民的苦難,因此《復活》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俄國人民水深火熱的受難圖。在監獄裡,特別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慘絕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闆霸佔,明肖夫又被誣告為縱火犯。律師一眼看出,火是酒店老闆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撈一筆保險費。明肖夫母子沒有任何罪證,仍被關進牢裡。“這都是偵訊官過分賣力,副檢察官粗心大意弄出來的。”又如,一百三十名泥瓦匠外出謀生,僅僅因為身份證過期而被當作罪犯關押起來。就連典獄長也知道他們確實沒有罪,不過出於“老百姓都變壞了,非嚴加管制不可”的殘酷想法,還是把他們囚禁起來,用樹條抽打他們。此外,還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迫害的教徒。總之,監獄裡關滿了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關押的犯人。
在監獄外面,下層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慘。聶赫留朵夫在農村看到的貧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慄。“老百姓紛紛死亡……兒童夭折,婦女從事力不勝任的繁重勞動,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東西。”有個農民因為偷砍了地主的兩棵小樹,被官府抓去坐牢,家裡老婆只得靠討飯來養活三個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處境尤其悲慘。“這娃娃的臉象個小老頭,但一直現出古怪的微笑,擺動著痙攣的大拇指。”“……扭動兩條象蚯蚓一般的細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樣專橫狠毒,對農民動不動罰款,動不動強迫他們做工抵償,根本不管他們的死活。
在城市裡,下層人民同樣受盡折磨。洗衣婦們“臉色蒼白,胳膊乾瘦,有的已得了癆病,過著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裡不論冬夏,窗子一直敞開著,她們就在三十度高溫的肥皂蒸汽裡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腳套著破鞋,從頭到腳都沾滿油漆……臉色疲勞而憤怒”。運貨馬車伕“一身灰土,臉色烏黑”。乞丐“衣服襤褸,面孔浮腫,帶著孩子們站在街角要飯……”
《復活》確是一幅觸目驚心的人民受難圖。托爾斯泰在這裡提出尖銳的問題:人民的苦難是怎樣造成的?誰是罪魁禍首?人民怎樣才能過上好日子?
托爾斯泰探索卡秋莎·瑪絲洛娃和全體苦難人民不幸的根源,發現罪魁禍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銳利的筆鋒進行無情的揭發。法庭審理瑪絲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諷刺劇。庭長急於同情婦幽會,心不在焉,只想趕在六點鐘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脅不給他飯吃,開庭後他始終為此事憂心忡忡。而那個一心跟瑪絲洛娃作對的副檢察官是個無恥的好色之徒,又是個無可救藥的蠢貨。陪審員們(包括當時的聶赫留朵夫在內)也是一夥沒有頭腦、沒有責任心的老爺。就是這樣一批混蛋造成了瑪絲洛娃的冤案,也使許多無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聶赫留朵夫為解救瑪絲洛娃不得不奔走於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運的大官之間,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義的偽君子,沒有一個多少有點良心的人。樞密官沃爾夫自認為十分正派,象騎士一般廉潔奉公,其實他一貫搜刮民脂民膏,並且認為這樣做是天經地義。他殘酷迫害幾百名無辜的波蘭百姓,讓他們破產、流放和坐牢,不覺得罪過,反引以為榮。他對家裡人的錢財都要侵佔,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體囚犯命運的老將軍,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槍屠殺了一千多名保衛自由、家園和親人的高加索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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