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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東德和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但這個政策的後果卻是東西方人的接觸不斷加強；“自由細菌”得到了傳播。同樣，得到更多消費品的願望，在東歐人們心中也越來越強烈。他們對鐵幕另一邊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對自己的處境越來越不滿意。他們不想再等待早已許諾的社會主義的福音了；他們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來，而是越快越好。
聰明的共產黨政治家認真對待這種呼聲，並建議進行改革，以拯救這個體制。然而，當時還是那些“水泥腦袋”占主導地位，認為改革只是軟弱的表現。直到1985年3月，年輕的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掌權以後，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他堅信，共產黨國家要想有未來，就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前任們在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的壓力下，重新開始了軍備競賽，吞噬了鉅額的資金，使蘇聯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困難之中。因而，戈爾巴喬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進行接觸，以停止瘋狂的軍備競賽。他想把國內原本有限的資金，用於蘇聯的改革事業上。“變革”、“更新”、“公開”、“透明”等概念，當時傳遍了全世界。但戈爾巴喬夫卻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他想透過“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國家現代化和自由化，但卻不想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很快就出現了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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