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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10人為一小旗。

一衛轄五個千戶所,一個千戶所轄10個百戶所,一個百戶所轄兩個總旗,每個總旗設五個小旗。

全國軍隊均按此編制編入衛所,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逐級率領。

至此,衛所制度成為明軍的基本編制即成定製,無論是京、省駐軍,還是皇帝、藩王的親軍、護軍,均按衛所編制。

最早的營兵,其實在明初也有出現,那就是從各衛所抽調的中的精壯,臨時組合成戰時編制。

只不過,明初這種屬於臨時的軍事體制,不久便因邊患的日益加劇而改變,特別是明王朝的邊疆地區,臨時性的調兵遣將逐漸變成常規制度,營兵制也就因形勢需要而出現。

當然,這一時期的營兵,其實就是抽調的衛所兵中的精兵,依舊是軍戶從軍。

而在大明朝,除邊軍和京營外,其他地方的衛所兵很快就廢弛下來。

邊軍因常有戰事,還能勉強保留一定的戰力,且因此並沒有完全衛所化,更加接近鎮戍兵,因為他們只能把少量精力用於耕作,更多的還是作戰。

而京營則是有明王朝強大的財政作為支援,所以戰力下滑速度雖然比邊軍快一些,但相比其他衛所軍還算勉強夠看。

不過在土木堡之後,京營也徹底墮落了。

造成衛所制度崩壞的原因還是由於社會穩定,相對和平,衛所軍官開始侵佔軍田,剝削士兵,軍人生活水平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由此各地衛所中逃兵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這麼看過來,自然營兵天生就比衛所兵戰力要高上不少。

不過也是因為挑選的是各衛所精銳,參與的也是戰陣中最危險的地方,所以給予的軍餉也更高一些。

因此一開始,營兵只是作為臨時作戰應對方式出現,並不常見。

衛所兵不堪為用,明政府遂不得不開始從民間招募兵士,與衛所軍不同,募兵不世襲,雖然為兵,但隸屬於民籍,或者說入營兵但是戶籍保持不變。

衛所兵以駐防為主,為解決軍糧問題,且耕且守,衛所軍士世居一地,但也因為衛所以屯種為業,其機動性和戰鬥力自然下降。

營兵的建立就是彌補衛所兵機動性和戰鬥力不足而組建,拿著比衛所兵高的兵餉,自然就要參與最危險的戰爭,戰力要說強於衛所兵,當然就不算錯。

不過想到本來兩者之間就完全不同,魏廣德干脆就直說道:“衛所兵既要耕種又要戰守,要想兩全其美自然難得,正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營兵專司戰陣,拿的餉也遠高於衛所兵,戰力若是不如,那還不如不募。”

裕王點點頭,也是認可魏廣德的話。

不過魏廣德也沒有就此打住,而是繼續說道:“其實,還有句老話,叫做‘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不管是衛所兵還是營兵,要發揮出戰力,主要還是看領兵的將領。

就好比大同軍,當初俞大猷在大同時,大同軍可以遠涉數百里深入大漠攻佔板升城,回程途中還可以擊敗俺答汗部派出的追兵。

可俞大猷調離大同後,大同總兵劉漢就連戰連敗,現在已經被解除了總兵官一職。”

“有道理,戚繼光部也就是這兩年才在東南沿海抗倭中發揮巨大作用,而在此以前,都是俞大猷率領明軍在作戰,而且現在倭寇的勢力也已經大不如前。”

殷士譫也是更看好俞大猷,實在是兩人之間戰績完全不對等。

殷士譫這會兒嗅出一點苗頭,好像張居正看重這個戚繼光,而魏廣德肯定看重的是俞大猷。

倒不是說兩人在裕王面前別冒頭,可是確實都是在說各自看好的將軍更加優秀。

至於他所說俞大猷和戚繼光兩人戰績不對等,主要還是從指揮部隊人數來說的。

俞大猷有指揮百人作戰的經驗,也有指揮萬人,數萬人大戰的經歷,而且大多都獲得了勝仗,而再看戚繼光,其指揮部隊作戰更多在數千人,貌似就沒有在上萬人的大規模戰場上表現過。

還有就是,俞大猷指揮抗倭的時候,倭寇中幾股主要的勢力,哪個不是擁兵上萬,而這些倭寇團伙都已經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無數中、小勢力,有上千人的團伙都算是倭寇中勢力很強的隊伍了。

“大猷打仗更省錢。”

不知為什麼,裕王開口卻是說出這麼一句話來。

或許是裕王算了衛所兵和營兵之間軍資,故有此感慨,不過魏廣德可不敢說出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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