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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對著商業化。
小說寫的再好,只有一小撮人能讀懂,只有極少數人與你共情,這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
這些西方媒體對山河的提問很廣泛,從文學到生活,再到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有提及,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就對山河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丘,你作為一個新生代華夏人,是怎麼看待時代留下的傷痛,畢竟這些傷痛才是文學作家的靈感之源?”
山河看了看這個話中有話的中年記者,微微的笑了笑,
“世界有許多傷痛,華夏的傷痛更多,最大的傷痛就是我們曾經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方,但被西方現代科技所打敗,由此留下了巨大的傷口,整個華夏用了近兩百年的時間來癒合這個流血的傷口,而近代華夏幾乎所有的時代傷痛都是為了療傷!
任何時代都不是完美的,或許作家需要揭露黑暗、反應現實,但那應該是作者的生活體驗和真實想法,如果刻意的去販賣炒作時代傷痛,那就本末倒置了,其行為令人不恥!”
這個記者依然不肯罷休,繼續問道:
“華夏的經濟在極速的向前發展,但相對應的其他方面好像依然停留在二十年前,你認為這種狀態健康嗎?”
面對著這位優越感滿滿的典型西方記者,山河說的很直接,
“當你評論一個人或者國家的時候,需要切身瞭解她的歷史和現狀,並不是站在高處,道聽途說後,就指手畫腳!
你們或許沒有品嚐過國家落後給民眾帶來苦難,但我們經歷過,我的祖輩們不止一次的跟我說起過那些苦難的歷史,被人踐踏和侵略的眼淚與鮮血在華夏不能再一次發生,這是全華夏的共識,所以我們致力於強壯自我。
至於你說的二十年從未改變,我並不認同,你眼中的改變無非是什麼民主人權之類政治理念,華夏與西方的歷史不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著許許多多的差異,你用西方人的標準來看待華夏人,必然會產生許多誤解,我建議你應該多瞭解華夏,就像我們瞭解歐洲一樣!”
西方主流文學界對華夏的眼光是陌生而又悲憐的,在他們看來一個好的華夏文學作家就應該揭露愚昧,批評現實,把華夏形容成他們眼中的模樣。
比如俞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比如莫言的《豐(ru)肥(tun)》和《蛙》。
山河的小說裡幾乎沒有這些,他過往最出名的兩部作品寫的都是西方的陰暗和缺陷。
而這部《少年易的奇幻漂流》裡更是超脫了政治和人種,把目光投向了整個人類的哲學思辨。
這與他們眼中的華夏文學家差別甚大,所以,在眾多的採訪中,這種差異表現的很明顯。
《凱尼恩評論》的記者就直接對山河發問:
“近代華夏文學經歷了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和現在的先鋒文學,丘,你作為新一代華夏文學作家,與他們差別極大,你是怎麼看待華夏文學現狀,怎麼看待華夏的文學作家?”
山河思考了片刻,回答道:
“他們都是我的前輩,我父親很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是我寫作的引領者,我很欽佩和尊重他們!
華夏經歷過一些特殊的苦難,思想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壓抑,當一個人從極致的壓抑中獲得解放的時候,他的思想是無比活躍和新奇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華夏八九十年代經歷了一次巨大的文學思潮,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就是這種思潮的產物,這是時代給華夏留下的產物,到現在依然是華夏的主流文學。
但我所處的年代不同,我出生在農村,在縣城裡懂事,在城市中學習,在全球資訊中長大,這決定了我們這一代人與父輩的思想有著巨大的差異,文學植根於歷史文化,追隨於時代的腳步,我與父輩們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追隨著他們的時代,而我追隨著我的!”
…
《法蘭西雜誌》的採訪者同樣問道:
“你的華夏前輩都在描述人性的醜陋,社會的陰暗,而你的小說裡絲毫看不到這一點,這是為什麼,因為你是個民族主義者還是在刻意的掩飾?”
“哈哈…”
山河被記者的問題逗笑了,
“也許是因為我還太年輕吧!寫作需要體會生活,你或許不知道我的成長經歷,我沒有體會談何揭露,如果為了刻意的揭露黑暗,或者迎合某些人的需要去創作,那就是欺騙,欺騙別人也在欺騙自己!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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