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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虎子後,我就不想與他分開。我擔心他想娘!還有,我是黃家的人,如果回去上班,又要陷入內鬥外鬥中。我已經討厭了那種生活。 ”

江山吸了一口煙,“你們家,海哥已經起來了。如果我在西江干出了大成績,海哥也能借東風,說不定兩三年,他就能升正廳了。 ”

“我也是這樣想的。有我哥,我就沒必要去官場了。再說,你當官,我也當官,兩個人,見面的時間都沒有多少。 ”

江山緊緊地抱住黃蓉,“那就不當官了。當富婆!家中的資產不少了,將來會更多,必須有你去掌握。我爸媽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就讓他們安安靜靜地享受生活吧。 ”

“那我就打辭職報告了! ”

“嗯!等你辭職了,不再需要申請報告,我們就去領結婚證,我要給你一個盛大的婚禮! ”

黃蓉一下子翻到了江山的身上,“山,我還想要…… ”

第二天,胖子與瘦子去了廂港。

昨天回去後,他們找了廂港的親戚,代表他們向港府提交了申請。

八十年代前,廂港對大陸的人,持容納態度。

只要你安全到了本港,那麼,你就可以申請入戶香港。

在華人世界裡,有一個關於成功人士逆襲的“套路”。大致是:一位大陸來的窮小子,逃難來到廂港,憑藉著精明、勤奮和機遇,十年後成為了社會名流、富商高官。

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華人首富李加誠。

1940年,12歲的李加誠跟著父母逃難來到了廂港,在他們身後的潮汕老家,正經受著日軍炮火轟炸,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以難民身份來港的李家人,寄人籬下,生活窮困。以至於李加誠初中時不得不輟學去當鐘錶學徒,才能減輕家中負擔。

十幾年後,靠著妻子兼表妹莊靜庵家的財力資助,李加誠開辦了塑膠花廠,賺到了人生第一個100萬,又靠著敏銳的投資眼光和歷史機遇,進軍房地產,低買高賣,窮小子逆襲成為頂級富豪。

就在李加誠提著公文包,在廂港大街小巷做推銷員的時候,一位24歲的浙江男子來到廂港,他叫查良鏞,是《大公報》香港分社從內地新調來的編輯。

廂港人說:“工字不出頭”。在《大公報》做了十幾年,查良鏞開始自立門戶,拿出所有的積蓄創辦了《明報》,頭一年虧損嚴重,以至於連夜趕稿卻連一杯咖啡都捨不得喝。

為了促進報紙的銷量,他不得不以“金庸”為筆名,在《明報》上連載當時文人認為“最賤格”的武俠小說,自此一連寫下“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部經典武俠小說,風靡全球華人圈。

而當時和金庸共事的還有一位來自廣西的青年梁羽生,他比金庸晚到廂港兩年。

1950年,剛從嶺南大學畢業的梁羽生,那時候還叫做陳文統,他因為收到家信,說父親被人誣告下獄,讓他速回。剛回到廣西老家,他的一位同學攔住了正在趕路的他,告訴他:“現在農村到處都在開展運動,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親,只怕自身都難保”。梁羽生聽了這話,星夜逃往廂港。

有著相同家世經歷的金庸和梁羽生一見如故,兩人都愛下圍棋,常常白天工作完,晚上執子對弈,幾番棋盤廝殺,不知東方既白。

而更為後生仔的“香江四大才子”倪匡,此時還在廂港的工廠打雜,他1956年從呼倫貝爾的農場“出逃”,歷經三個多月,靠著刻假章、吃老鼠,透過扒火車、騎馬、坐船等多種交通來到廂港。

踏上廂港土地時,他一無所有,兩眼抹黑,三餐無著,四壁家徒,白天去工廠做苦力,晚上去夜校蹭課,竟然只靠著一支筆,寫稿致富。

根據統計,在廂港的富豪裡,有一半都是從鵬城“逃”過去的。“東方之珠”,是半個世紀以來華國人的“避難所”。

1841年後,廂港開埠後40年,人口由幾千人漲到了16萬。

移民潮的第二階段,是30-40年代的十年。這十年廂港人口暴增,從84萬增長到160萬。

1950年開始,是廂港移民潮的第三階段,人口每年都呈直線上升。

對於從內地湧入的“難民”,廂港也經歷過搖擺。

比如一段時期只要抓住逃來的人,立即遣返,可這樣的“絕情”沒能堅持很久,因為兩地人民之間“剪不斷”的鄉情,廂港採取了“抵壘”政策,只要你能夠成功來到廂港而不被抓到,到達市區之後就可以在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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