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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隴西成紀人,唐朝時期公主,唐太宗李世民愛女,生母不詳。深得唐太宗鍾心,出嫁中書令房玄齡之子房遺愛,恃寵嬌縱,行為不檢,與《大唐西域記》執筆人辯機私通。唐太宗大怒,腰斬辯機,廢殺奴婢數十人,公主非常怨恨,以至於太宗駕崩的時候,沒有哀容。欲奪房遺直所繼的梁國公爵位,誣告房遺直冒犯無禮,太尉長孫無忌審理,誣告公主與房遺愛,意圖擁立荊王李元景謀反,坐罪自盡,追封合浦公主。

根據《新唐書公主傳》的順序判斷,高陽公主是唐太宗第十七女,下嫁開國名相房玄齡第二子房遺愛,高陽公主的生母不可考,但是多數人根據高陽公主的境遇認為庶出可能性最大。若高陽公主為庶出,亦可因為韋貴妃確鑿資料表明只和太宗生有紀王李慎和臨川公主,認定韋貴妃可能小,唐太宗高階嬪妃中其他妃嬪的可能性較大,太宗有二十一位在世公主,高陽公主能得到唐太宗的另眼相待,可能是經常得見天顏承歡膝下所致,同時也與太宗脾氣相投分不開,正史記載高陽公主有寵於太宗,深得太宗喜愛。

清河房氏出身山東高門,房玄齡受封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又以“房謀杜斷”成為唐太宗建國治國的左膀右臂,高陽公主能嫁入房家足見太宗對其相當重視。房遺愛夫憑妻貴,以高陽公主得寵的緣故禮秩與所有已出嫁嫡庶公主的駙馬絕異,禮秩指禮儀等第和爵祿品級。

房遺愛官至太府卿,後為房州刺史,太府卿乃從三品,是太宗朝駙馬都尉中少有的財物實權肥缺,同時高陽公主的家姑范陽盧氏,也以性格剛烈著名,《新唐書》列女傳記載了盧氏剜目明志的典故,又有《隋唐嘉話》趣事“千古風流一罈醋”的名號。盧氏在房家家譜中也有記載,可以佐證,想來高陽公主嫁入房家遇到這樣一位性格鮮明的婆婆,想要為所欲為也當有所顧忌。

房玄齡見諸史料有三子一女:長子房遺直為嗣,妻杜氏未見有載;次子房遺愛尚高陽公主;第三子房遺則娶荊王李元景之女,女為韓王李元嘉王妃,傳說名曰奉珠;根據發掘的房氏墓誌發現房玄齡可能還有一子名房遺義,妻吳氏,皇太子舍人、谷州刺史,還有一女嫁給當時萊州刺史兼萊州港造船使鄭仁愷。房家子女可謂個個攀龍附鳳,地位顯赫,故而家庭關係錯綜複雜易生事端,加之房玄齡在貞觀朝局中舉足輕重,儘管房玄齡如履薄冰,但仍無法避免政敵的攻擊,為房家後來的傾覆埋下了伏筆。

《新唐書》和《資治通鑑》中,高陽公主和《大唐西域記》執筆人高僧辯機的‘風月案’,成為其遭受世人詬病的最大罪名:起因是與房遺直爭嗣,直接導致高陽公主和唐太宗疏遠。在這個時候御史又發現高陽公主和高僧辯機私情物證寶枕,太宗才知道高陽公主與和尚淫亂,於是震怒下旨賜死辯機,殺奴婢十餘,在《資治通鑑》中故事更加完善豐滿,賜死又改為腰斬。從宋仁宗以後,高陽公主和辯機的不倫之戀,成為鐵板釘釘的正史,也是高陽公主化為淫蕩史料形象的開始。

《新唐書》中記載的高陽公主與太宗因此事父女失和,與《舊唐書》中記載矛盾較大。《舊唐書》記載在房玄齡病重的時候,尚透過高陽公主對太宗上表,可見至少在唐太宗駕崩前,對高陽公主尚正常,公主沒有任何失寵的跡象。當時,房玄齡一直在宮中治病,如果高陽公主已經因此事被太宗疏遠,那麼太宗是不太可能這樣語重心長、心平氣和地和她對話而被起居郎記載。此事在房玄齡墓碑上作為榮耀雕刻示人,可見至少在房玄齡死後近四年內,高陽公主“醜行”暴露可能性較小,否則高陽公主斷難順利晉封長公主並刻上碑文。

高陽公主和辯機事發地點,與唐代高僧管理制度不符,辯機的草廬在高陽公主封地,因公主打獵與之相遇,兩者遂發生苟且之事。而事實上隋唐時僧侶管理十分嚴格,進出寺廟都有登記,無緣無故離寺不歸不被允許,因此辯機的行為在當時實為違法,不可能多日不歸而不被發現懲戒。何況辯機後來被選為玄奘的譯經大德,實為當時佛教界翹楚,更不可能無視嚴厲的寺廟管理制度隨便出入而無人關注不加追責。

最後,許敬宗為《瑜伽師地論》所作後序,乃唐太宗過目欽定,其文字肯定要考慮到太宗當時和之後的想法。如果辯機真與高陽公主有染,許敬宗必會知道,更不會在此文裡詳細提到辯機,而在《大唐內典錄》和《續高僧傳·玄奘傳》中提及另一名大德道宣追懷往事,對辯機耿耿思念之情難以抑制。必須要說的是,“律宗”著重研習及傳持戒律,道宣是“律宗”的創始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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